底线思维 如何应对金融核战的危机「如何树立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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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国务院点名批评过度防疫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警示通报，通报了近期反映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河北张家口下花园西高速口防疫检查点对所有外来货车司乘人员，不论是否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都要求重新做一次“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不论司乘人员通信行程卡是否带*号，一律要求登记报备，否则不允许下高速。

二是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沪渝高速安庆收费站（眉山出口）防疫检查点对来自外省低风险地区的货车司机要求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合肥市方兴大道收费站防疫检查点对所有外地货车司机以“留取核酸检测样本”名义，变相强制开展核酸检测。

三是陕西省商洛市商洛东高速口防疫检查点对来自外省涉疫地区货运车辆，一律进行劝返，限制货运车辆通行。

文/刘胜军

产业链争夺，是金融核战的前哨战。

与历史上的战争相比，俄乌战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金融战占据了重要位置。美国总统拜登为何从一开始就强调美国不会派部队参战？一是害怕局面失控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美国相信靠金融战争可以制服俄罗斯。

二战结束后，虽然表面上看“美英苏”三巨头指点江山，但其实是美国一家独大。英国早已失去昔日帝国光辉，靠美国的拯救才免于被希特勒踏平。苏联则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与美国水火不容。

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说穿了就是“美国秩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都设在美国。这样美国就可以“挟联合国以令全球”。朝鲜战争，所谓“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军，其他国家只是凑个门面而已。16个参与联合国军的国家中，美国占“联合国军”兵力的90%以上（中国领导人“最钢讲话”与朝鲜战争秘辛）。

2013年，《朝鲜停战协定》协定签署6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官方微博”发文称：“由安理会第84号决议授权成立的国际部队并不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支部队并不是在秘书长的权力之下，而是在美国的统一指挥下。关于其在战斗时期中行动的报告并未提交给联合国的任何机构。1975年，联大通过第3390号决议，要求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

所以，到了1990年海湾战争，美国没法再盗用“联合国军”，改称“多国部队”，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臭名昭著的“八国联军”？

在二战后构建“美国秩序”时，美元国际地位是一个关键支柱。事后看来，这一设计带给美国的战略价值远超预期。

二战即将结束前的1944年7月1日至21日，44个二战同盟国的730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旨在设计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国际会议。有两个关键人物：一是英方代表凯恩斯，他早已是全球经济学界的大神级人物（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拜登须学习凯恩斯）；二是美方代表怀特，几乎没有国际知名度。

美英两国分别提出了“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

凯恩斯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计划”：由国际清算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货币的分配份额按照二战前三年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值计算。这样的分配方案有利于削弱美元和美国黄金储备的影响力。这个计划实际上主张恢复多边清算，取消双边结算，英国企图同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

针对凯恩斯的方案，美国提出了“怀特计划”作为反制：“怀特计划”主张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设立一个国际稳定基金组织，并发行一种国际货币，使各国货币与之保持固定比价。

聪明的凯恩斯洞悉美国当时玩弄的把戏，他叮嘱英国政府，不要因为自己身处紧急状态“而让美国来挖我们英国的眼睛”。凯恩斯说，“美国在充分利用我们的弱势，给我们一些战后的好处，以让我们接受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

遗憾的是，弱国无外交。美国版本最终成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成果的蓝本。二战后，形成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局面。二战时期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一路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

接下来的几十年，在国际货币的“特里芬两难”规律下，美国长期贸易逆差，黄金储备不断下降。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支付货币的主导地位已经难以撼动。美国惊喜地发现，美元原来是一种特权、霸权：

1、特权：美国超发货币，其收益美国政府独享，代价则由全球持有美元的人分担。这样，美国就获得了“国际铸币税”，也就是通过滥发美元来割全球韭菜的特权。这一特权，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尼克松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经济学家余永定指出：

• 到现在为止，各国外汇储备的总额大约是12万亿美元。相对应的，美国的净债务已经达到了15万亿美元。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欠债最多的国家。美国之所以有15万亿美元的净债务而不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其他国家心甘情愿的持有12万亿美元的借条。你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越多，就意味着你越愿意提供实体资源给美国。

• 美国现在的国债是28万亿美元，外债15.4万亿美元。在2008年到2019年之间，美国的广义货币由8.2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8万亿美元，增加了114%，而它的GDP仅仅增加了45%，两者的缺口为67个百分点。我们担心美元由于种种原因会贬值，从而使我们遭到损失（MMT 炸锅，周小川出手）。

2、霸权：对那些不听话的国家，美国可以进行金融制裁。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最高等级的金融制裁：冻结外汇储备（俄央行拥有6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或托管银行存放的有3000亿美元，这3000亿美元全被冻结）、踢出SWIFT清算系统。这等于将俄罗斯与国际金融体系“脱钩”。从金融领域看，美国已经对俄开战，而且是核战争。

美国发动的金融核战，已经突破了二战后的底线。余永定指出：

• 现在欧美把俄央行外汇储备冻结了，这是继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美国的行为彻底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信用基础。19世纪，俄罗斯曾经和英国、法国、土耳其打过一场克里米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互相买了国债，因为他们认为金融上的信守承诺是更为重要的，有许多基本的国际准则是不可以破坏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认为：

• 这或许是不必要、不明智的。没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有可能引发对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国际法治的担忧，会给国际金融体系的韧性、可信赖度乃至稳定性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冻结俄罗斯外储已经让主要外汇储备持有国开始关注这些风险。从外汇储备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来看，没收比冻结更激进。这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目前是否值得冒这样的风险值得思量。没收俄罗斯的外储或意味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放弃迄今为止总体上占据的道德高地。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远比没收俄罗斯外储资产所能获得的几千亿美元资金更有价值。外汇储备可以看作俄罗斯民众的集体财产，将其没收可能让俄罗斯国内舆论认为美欧的目的是伤害俄罗斯，而不是为了早日结束冲突。

任何举动都会产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美国突破底线冻结俄外汇储备，也会加速“去美元化”进程。过去20年里，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已从70%下降到60%。2021年第三季度，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比例降至59%，为25年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警告：

• 西方制裁可能推动一些国家形成基于贸易的小型货币集团，削弱美元主导地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正在就以何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重新谈判。美元仍将是主要全球货币，但货币体系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在全球贸易中更多使用其他货币将导致各国央行持有的储备资产进一步多样化，其他货币可能会因此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权威学者、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拉詹近期指出：

• 在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后，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会为它们的外汇储备感到担忧。由于像欧元和美元那样流动性的储备货币屈指可数，许多政府将不得不对诸如公司跨境借贷之类的活动加以限制。一些国家将不得不考虑一起建设自己的报文系统，以替代SWIFT。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支付体系的碎片化。

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来不会对中国发动类似的金融核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必要的。香港金管局首任总裁、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战索罗斯的任志刚最近指出：

• 美国若真将金融“武器化”，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是否也将变成“两极化”？若中美间爆发“金融战”，我恐怕未来25年不是风平浪静，有可能风起云涌又再来，或者更厉害的风浪亦说不定。

• 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潜在可能，中国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人民币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的功能，并减低内地对美元的依赖，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应在有关方面做的更多。中国内地三分之二的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大部分金融投资，需通过香港进行。

• 港元采取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实施至今依然十分适合香港，虽有优化空间，但不需要做出根本性改变。如果未来人民币发展到大部分人选择使用人民币而放弃港元的程度，亦不是严重问题。

对于美国的金融核战，俄罗斯挺了过来，主要是因为：

第一，俄罗斯是世界能源、粮食大国，至少可以保证基本生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句话在特殊历史时期蕴涵着很深的哲理。6月9日，普京在会见年轻企业家时表示，“我们正在增产，如果老天保佑的话，将有1.3亿多吨收成。俄罗斯在育种领域拥有良好的基础，国内使用国产种子的比例至少要达到75%。”

第二，由于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过高，俄罗斯要求对方以卢布购买能源，缓解了外汇储备短缺的压力。

第三，西方企业可以撤出俄罗斯市场，但厂房设备是搬不走的。俄罗斯《消息报》10日报道称，俄“社会消费倡议”组织负责人奥列格·帕夫洛夫表示，俄政府和总检察院已收到一份名单，共列出59家由于停止在俄经营或撤出俄市场而可能面临国有化的外国公司。这份名单包括大众、苹果、宜家、微软、IBM、壳牌、麦当劳、保时捷、丰田、H&M等公司。名单中59家欧美企业的资产总额超过6万亿卢布（约750亿美元）。

从底线思维出发，中国如何应对可能的金融核战？

第一，减持美国及其同盟国家货币储备（美元、英镑、日元、欧元、澳元、加元等），增持其他国家货币储备，如俄罗斯、东南亚国家、拉美、非洲等国家。

第二，增持黄金储备。非美元货币的局限性在于流动性弱，稳定性不如黄金。无论从百年未有大变局出发，还是从美元滥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出发，黄金都是对冲风险的理想选择。黄金是人类历史上最稳定最具时间穿透力的货币。

第三，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这一系统于2012年开始开发，2015年启动。截至2022年5月末，CIPS系统已有参与者1307家，实际业务覆盖175个国家的超过3500家法人机构。2021年交易笔数达到了212万笔，交易额金额51兆。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扩大朋友圈，提升战略主动。在极端情形下，中国的短板不是金融，而是能源。中国是世界第一煤炭进口大国、石油进口大国、天然气进口大国。中国应与世界能源出口大国保持良好关系，提升互补合作的空间，扩大应对不确定性的战略主动性。

第四，大力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美国开始以“有色眼镜”看待中概股，未来这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可能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应该取代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中资企业新的IPO热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仅仅是因为港币与美元的可兑换机制，更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法治、信息环境。这种能力短时间内是难以被取代的。如果能把内地的上市资源与香港的金融中心顺利衔接，既可以化解美国的打压，又可以提升香港地位，还可以为内地企业、风投机构提供顺畅的投融资便利。

第五，加强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宏观管理，一旦出现金融核战，可以要求其他国家以人民币购买。除了稀土等资源外，中国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替代难度大、替代所需时间长的其他产品也可以发挥类似作用。

当然，美国也知道，中国比俄罗斯强大得多。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其4月一期的文章中指出：

•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施与俄罗斯相同的制裁，他们可能会遭受相当大的痛苦。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可能不敢走那么远（中国不是俄罗斯，台湾更非乌克兰）。

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Gerard DiPippo指出：

• 作为（对西方金融制裁的）回应，中国可以没收外国人拥有的3.6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和2.2万亿美元股票、债券以及其他“组合”投资。这一总和是外国在俄罗斯所持股份的六倍多。

美国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美国要实现“大脱钩”，就必须事先做好准备。为了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是mission impossible——美国的成本结构太高，而工资和生活水平是“刚性”的。因此，美国只有一个选择：找到可以替代“中国制造”的国家。围绕这一目标，美国采取了以下步骤：

• 通过对中国征收额外关税，来降低“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这一策略被证明是失败的，美国消费者承担了价格上涨的大头。

• 通过芯片等核心技术卡脖子，开列“实体清单”，来限制中国制造技术升级能力。这虽然给华为等企业带来了短期压力，但长期看也迫使中国加速开发自己的芯片，甚至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 拜登政府推进所谓"朋友支柱（friend-shoring）"战略，力图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削弱中国的优势。美国-东盟峰会、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峰会，都带有这样的战略目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非常露骨地表示，IPEF将为各国提供“中国方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虽然美国的心情很急迫，但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并非易事：

•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投资，形成了世界第一的基础设施网络。一些国家想复制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拉萨-林芝高铁

• 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门类体系，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世界顶级供应链体系。这更是短期内难以复制的。世界经济论坛在题为“中国成为全球无人机领导者的三大理由”一文中指出，“国际竞争对手也屡屡未能与影响中国更广泛经济境况的低成本硬件与软件设计、制造能力和物流链相抗衡”。

• 中国拥有最勤奋且具有成本竞争力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 中国是未来几十年全球最大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没有哪家全球性企业甘心放弃在“世界消费中心”赚大钱的巨大机会（以“四万亿”的勇气稳消费，是经济保卫战的关键）。

• 两个对“中国制造”最有威胁的国家，越南体量过于狭小，印度基础设施过于落后且面临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

当然，面对美国的“司马昭之心”，中国也必须积极应对：

第一，梳理和评估产业链，提升产业链安全和自主，减少被卡脖子的空间。大力投入关键技术，突破卡脖子难题。

第二，因势利导，在顺应全球产业链梯度转移规律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第三，深化生产要素和分配体制改革，发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的作用，提升“中国市场”的全球魅力（胡锡进所说的“震撼弹级别的措施”是什么？）。

第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导向的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内外资企业提供稳定的长期预期（历史眼光看中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