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债券 恐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战争债券」

原创/查尔斯 珊珊

战争债券是政府发行的债务证券，目的在于在战争时期筹集军费。

就像过去一样，20世纪，战争为固定收益类投资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美国内战的借贷经验证实，政府债券是极佳的投资选择，因为拖延风险最小。

当美国财政部需要为"一战"筹集资金时，销售新债券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地展开了。这使得人们不禁回想起了杰克·库克。购买战争债券是一种流行的投资方式，还能彰显爱国情怀。战争贷款的广告投向小额储户，这又唤醒了很多移民的记忆，他们为了人身安全漂泊到美国。最流行的一幅宣传海报上画着埃利斯岛，自由女神的影子落在岛上。广告营销是必要的。从1917年到1919年，财政部推出了五批"自有贷款"，高达215亿美元的总价值令人咋舌。这是截至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次融资。

财政部把债券发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该银行再分发给其他银行和经济人，然后销售给客户。财政部亲自负责监管销售，没有让以往经常参与债券销售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插手。此次债券效仿五十多年前杰克·库克用过的销售技巧，面额较小，平均约为100美元，起初进度缓慢，但后来供不应求。

各路投资人购买"自由贷款"都出于一个原因：此类债券免交联邦所得税。在所得税规定落定的数年里，税率居高不下，因此债券需求量大幅上涨。投资界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上百万人都购买了债券。投资银行估测，战前购买债券的人数仅35万，1914年之后激增。金融推销很快就专注于个体投资者了。一个个体的持有量不足为道，但加在一起，潜在市场不可小觑。

除了财政部债券之外，自治区、公司、外国政府和外资公司也推出了债券。铁路债券慢慢让位给工业公司发行债券，不少自治区利用债券市场筹钱，以提供需求不断增加的城市服务。很多外国政府和公司也在利用债券市场找钱，陌生借方越来越多。借方国家既有东欧和西欧的，也有拉丁美洲的。

1915年，摩根公司协助组织了截至当时规模最大的单只债券，该债券被戏称为"1915盎格鲁-法兰西贷款"，其收益用于支持德国的敌对国。所有主要银行机构都受邀参与了发行，不过和"自有贷款"的做法不同，承销费被分给了各家银行。战争期间，摩根为美国财政部承担了大量金融工作，在凡尔赛宫会议之后的和平谈判中，摩根可以说发挥了最大影响。摩根的搭档们控制了全球政治银行界。其中一位会议期间，还成了美国总统最信赖的顾问。最终德国收到赔偿协议上的总金额超过350亿美元。曾担任威尔逊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的博纳德·巴鲁克不无艳羡地说，会议上到处都是摩根的人，这里俨然成了他们的秀场。

作为英国财政部金融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参加了凡尔赛宫会议，亲历了谈判。对于向德国提出的赔偿条款，他提出反对，可反对无效。战争之后，战胜国人民报仇情绪高涨，提出的条件自然苛刻。凯恩阐述了复利对赔偿的影响。支付是在会议之后的一定时间内完成，他指出，支付计划不仅对德国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威胁到未来和平。

复利显然使赔偿问题恶化了。德国从未全部支付赔偿，高通货膨胀和"二战"终于还是爆发了。赔偿债务中采用了复利，这让凯恩斯如坐针毡，同时也证明这是战后相对普遍的政治权宜之计。德国出现的问题恰好和理查德·普莱斯于18世纪末期在英国提出的观点截然相反。现在人们利用复利收取赔款，让德国国家债务更加雪上加霜。这时，最初的偿债基金构想完全被颠倒过来。

恐慌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造成一国货币贬值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则是能够造成一国货币贬值的该国国内主要商品的物价持续、普遍、不可逆的上涨。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一国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

一国基础货币发行增长率高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率的原因包括货币政策与非货币政策两方面。货币政策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用利率汇率手段调节经济；非货币政策包括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贷款膨胀，国际贸易中出口顺差长期过大、外汇储备过高，投机垄断、腐败浪费提高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失衡、消费预期误导等。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经济体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物价水平的移动。而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当市场上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出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导致购买力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投机加剧，社会越发动荡不安。19世纪初，英格兰银行不得不为英国政府提供300万英镑的贷款，以满足其开支。

英国国内主要问题是物价上涨。商人们因为今天所称的"哄抬物价"而被判刑的案子在法院档案中俯拾皆是。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事先干预"。有这样一件案子：一名叫拉斯比的贸易商以每桶41先令的价格购买了360桶燕麦，在同一天，他以每桶44先令的价格售出了一部分。陪审团很快就判他有罪。法官对陪审团说："你们的判决为本国带来的利益是其他任何一个陪审团都难以企及的。"

这话显然夸大其词。自1773年到18世纪末，英国生活成本激增。早期的一份生活成本显示，一篮子家庭主要必需品，例如一担甘草、蜡烛和一担煤，1773年价格为84便士，而1800年涨到了4514便士，换言之，涨幅高达537%，亦即平均年增长20%。通货膨胀引发了诸多问题。黄金短缺，于是很多人将几尼硬币熔化掉，以获取里面的黄金。

物价上涨也导致社会动荡，人们纷纷把责任推到贸易商和中间商身上，因为大家亲眼目睹这些人通过蚕食百姓而使自己致富。很多时候明明政府之失，却怪罪于商业行为，人们觉得抬高物价是贸易商对祖国同胞犯下的最不可饶恕重罪之一，而事实上，主要罪过在于政府政策，例如限制性关税。

自亨利八世到国会废除《重利法》之间的这三百年，英国可谓水火两重天，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映照。

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新型金融产品陆续问世，人们对借钱和利息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改变。与此同时，战争依旧是实现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拦路虎，这和当年都铎王朝别无二致。资本主义披着重商主义的外衣现身了，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撰文论述了制造业进入美国农业经济之后带来的影响，他以英国作为榜样，很多政治家和商人矢志不渝地支持废除《重利法》。理查德·普莱斯早已指出复利有利有弊，19世纪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认真体会这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