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铁路亡了一个大清朝「清朝第一条铁路是谁建的」

一条铁路葬送了一个清王朝

历史很快就进入了二十世纪，坎坎坷坷的中国铁路终于迎来了另一个发展时期。在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中国铁路大部分都是以“官办”名义通过借外债修建而成的，名为官办，实则列强控制，中国铁路路权完全操控于外敌之手，而铁路也成了殖民者无坚不摧的利器，成了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

这也难怪只要清廷一准备修铁路，列强们便蜂拥而至，争个头破血流，处在夹缝中的满清政府，只好任人欺负宰割。

国人也从懵懵懂懂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逐渐上升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高觉悟，那些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富贾乡绅、开明官僚，也认识到了铁路关乎民族存亡，就坚决呼吁铁路从官办改成商办，不能让路权再落入外人之手。

而以前满清借外债修建的铁路，诸如京汉、粤汉、沪宁等干线，也花费巨额资金逐个赎回。就拿京汉铁路为例，赎回的资金是借债金额的四十倍，代价可谓惨重。

就在中国从东北到东南半壁江山铁路修建风起云涌之际，处于西南地区天府之国的四川开始坐不住了。如此重要的地方，竟然连一条路也没有。然而自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为蜀路险恶，成都平原与省内其他重要城市以及外省没有铁路沟通，极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流通。

在四川的多方呼吁下，清廷同意了蜀地修建川汉铁路的请求，即从京汉铁路的汉口，经过宜昌，再过重庆，到达成都，与贯穿南北的铁路干线衔接，全长两千多公里，需白银五千万两。

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成立川汉铁路公司进行承办，清政府准奏，官办公司于1904年成立，一年之后改为官绅合办，1907年最终改为商办。而清政府也重新成立了邮传部负责全国交通的建设与管理。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以后，就开始招股筹资。由于处于西南边陲，经济很不发达，四川的富商们也不像广东福建那么有钱，铁路还必须要修建，怎么办？官方想出来一个无奈之策，从全省百姓的租税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铁路建设资金，最终筹款1600多万两。百姓赋税原本很重，再抽取租税入股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四川的百姓知道铁路的好处，砸锅卖铁勒紧裤腰带也支持铁路修建，如此一来，四川的老百姓就成了川汉铁路的最大股东，占了全部筹款金额的71%，这也为以后的保路运动在四川成燎原之势打下了埋伏。

然而，官办铁路虽然有卖国之嫌，商办更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贪渎成风、效率低下。后来公司的高层任人唯亲，联合贪污公款几百万两，造成了轰动全国的丑闻。詹天佑担任川汉铁路总工程师之际，就与公司高层冲突不断，他被处处掣肘、剥夺了很多管理权，造成现场怠工旷工、闲懒散漫，工程进度慢如蜗牛，公司工作人员吸食水烟，光报销烟叶费就高达12万两。

这群蛀虫不但人浮于事，竟然还叫嚣要反工程师，气得詹天佑怒道：“那就让他们反，有本事他们自己修铁路，中国这么大，难道还没有我们施展才能的地方？”

公司管理如此混乱，用不了几年就会倒闭。而就在此时，清廷突然抛出来一个政策：所有铁路全部从商办改为官办。圣旨一下，全国震惊，那些投入巨资的商人们怎么可能接受这个结果？大家纷纷抗议，严厉谴责清廷这种不顾民意一意孤行的霸道。那么清廷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台这个政策呢？

其实，这都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主意，他与摄政王载沣商议，认为商办铁路弊大于利，川汉铁路公司就是个实例，并且铁路乃国家重器，只有官办才可靠，朝廷必须将路权紧紧抓在手里。他给出的理由很充分，认为商办在广东“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著”；而在湖南与湖北，则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

主张商办的士绅们只是夸夸其谈，并无实际行动，都是一群误国之徒。其次，他认为，引进外资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能做到“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也是可行的。载沣同意了这个请求，就于1911年5月9日颁布了这个毁灭清王朝的政策。

盛宣怀的主意听起来没错，但是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他口中虽然爱国，一转身就在5月20日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大家好不容易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这就激起了社会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朝野上下也是一片谴责之声，民间保路组织纷纷建立，各省举行停课罢工罢市活动，声讨卖国贼盛宣怀。

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上奏朝廷：“请治签字大臣盛宣怀误国之罪。”报纸舆论更是公开撰文：“政府此次收回干路国有，外间多闻系盛宣怀一人鼓动。”

眼看着湖北湖南和广东群情激奋，闹得最欢，清廷就让盛宣怀赶紧拿出解决办法。而此时，几乎酿成大乱的盛宣怀却不紧不慢，盘桓数日才拿出了解决方案。对于广东省，返回股东投资原值60%的现银，余下40%转成国家无息债券，日后择期还清；对于湖南省、湖北省，商股全部按原值返还现银，另外少量的米捐、租股转成国家保利股票。此方案一出，暂时平息了粤、湘、鄂三省的保路风潮。然而，盛宣怀对四川采取的官办政策终于激起了一场革命。原来，四川招股筹资的大股东是全省老百姓，占股比例很大，与两湖和广东截然不同。

他认为既然是老百姓的钱，理当收归国有，不能归地方，只给老百姓发一些空头债券，这就足矣。这个错误的政策引发了四川持续几个月的抗争，终于酿成了大乱。盛宣怀忘了，这些钱可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油水，一下子惹怒这么多人，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再加上政府本来就不得人心，革命党四处起义，这些人背后一鼓动，百姓揭竿而起，清廷不完蛋还有天理吗？

四川省很快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当然背后有辛亥革命元老吴玉章等人暗中支持。刚开始，保路同志会发出倡议书，要求大家到街头演讲聚会，宣传铁路国有的阴谋，揭开清廷卖国的真面目，并积极请愿，请朝廷收回成命，还谆谆告诫大家千万不要打砸抢，也不要罢工罢市罢课，要用非暴力运动手段取得胜利。

然而，已成惊弓之鸟的满清政府，对这些抗议活动怕得要死，不但不做安抚解释，反而抽调大臣端方入川，联合四川总督赵尔丰，对抗议民众实施血腥镇压。

1911年9月份，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关押。数万群众得知消息之后聚在总督门口要求放人。赵尔丰先是劝说无效，就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三十多人，制造了“成都血案”。

眼看清廷动手镇压，需要外面力量支援程度，保路同志会成员曹笃和朱国琛等人就在当晚发送水电报，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使得革命火种越烧越旺。这场和平请愿活动，最终发展成了武装起义。

接到消息的外地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附近州县革命志士也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二十多万人。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继续进行活动。

而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充分利用了四川保路运动，将民间力量完全激发了出来，为最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敲响了丧钟。四川革命遍地烽烟，清政府惊慌失措垂死挣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然而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深，在四川资州起义之后将端方斩首。

清廷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清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将大部分湖北新军集中在四川，使得军事重镇武昌兵力减少，直接导致驻守军队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由于盛宣怀一个人将铁路收归国有的主意，导致了清廷出台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政策，引起了川汉铁路四川大股东全省百姓的愤怒抗

议，进而被革命党人充分利用，让腐朽的满清灭亡，使得中华民国建立，历史从此进入了崭新的时期。

（本文选自山西教育出版社《铁路传奇》一书，作者王麟，配图源自网络，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王麟：本名王俊永，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纳米杀手》、《铁路传奇》、《铁路擎起的朝阳》、《海门开》等著作。新浪微博：@天津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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