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是中国的古称吗「为什么叫中华民族」

2019年7月6日，良渚遗址申遗成功。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网上自然少不了一些讨论良渚的文章。但是，一些作者在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草率地把“华夏”一词与良渚联系了起来，让笔者深觉不安。“华夏”这个概念，是先秦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棘手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曾经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而这种演化过程不要说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所不熟悉，就是许多专业学者也常常陷入其中而不自知。

所谓的“华”与“夏”，实为同义反复，华就是夏，夏就是华。因此，讨论所谓“华夏族”的问题，其实就是讨论“夏族”的问题。夏族的起源问题，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一个十分关键而又棘手的课题。长期以来，在中国民间和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观念，认为夏就是汉族的古称，并且认为夏文化产生于中原。然而，这种认识真的正确吗？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把华夏族视为汉族的前身，目前在学术界仍然是比较主流的意见。现在，我们先来了解这种观点。1933年，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完成《中国民族史》，书中把中国民族分为汉族等十二族，并称“华夏确系吾族（指汉族）旧名。”1936年，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出版，书中则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为华夏系等十六种，并说：“华夏系不特为今汉族之主干，且亦为全中国民族之主干。各系与此系接触混合后，大都为其所同化。”1982年，当代学者谢维扬教授发表论文《论华夏族的形成》，也说：“‘华夏’是汉族的古称。”

徐中舒教授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

与上述观点不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华夏族不是汉族主源。比如徐中舒教授认为，夏民族就是后来的羌族。1931年，徐中舒教授发表《再论小屯与仰韶》，提出“夏为胡化的民族”。所谓胡化，是与汉文化相对的异文化。徐氏特别指出，他“不用华夷而用汉胡二字，因为汉胡两个名词，形成于汉以后，有较明晰的概念。”他又说：“汉胡文化的区分，在中国史上不必系于种族的差异。其差异的所在只系于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不同。匈奴、鲜卑、氐羌的体质，其自相差异及与汉族的分别，现在仍是不曾解决的问题。”显然，徐中舒教授的观点还是比较谨慎的。唐善纯先生则说：“所谓夏人可能就是原住亚美尼亚山区的胡里人（Hurrian Khurrites）。”（见《夏的变迁与中西文化交流》）此外，又有持越说者，如董楚平先生说，越族因善于制钺而自号为“戉”，夏、戉古音相同，卜辞中的“戉”即夏。“田野考古表明，二里头夏文化是当时全国钺器最发达的文化，钺的制作中心已由太湖流域转移到伊洛平原。”（见《吴越文化新探》）

对于华夏族起源的争议，直接涉及到夏史研究的整个基础。笔者曾在拙文《解读先秦民族史，不能掉入的概念陷阱》一文中详细地谈到了容易引起误解的几种陷阱，其中提到夏时说：“夏并不对应特定种族。”进而又提到：“从古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同一古族（特别是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种族成分往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笔者的这一认识，是建立在长期关注西部民族演变的这一基础上的。用这个观点来解释笔者的“夏分三段论”，意思就是：黄帝之夏、虞夏之夏和后杼之夏三者，在种族和文化传承上虽有关系，但也有相当程度的差别。只有深刻地理解了这种历史性的结构变化，我们才会发现，所谓夏族是不是汉族古称的提问本身就存在着忽略时空背景的缺陷。

在《从新疆考古来谈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一文中，笔者已经谈到了夏（Graaʔ）与塞语的“Gara”、阿维斯塔语的“Airiya”、梵语的“Ārya”、藏语的“Rgya”等词同源，并指出：

所谓夏，就是古代狄人因其有规模盛大的宗教活动而把自己视为文明伟大者的一种荣耀性自称。据此可知，夏乃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种族概念，也不是政治、地理概念。因此，当狄与戎产生联姻关系的时候，夏的文化概念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为古代戎族所接受。

在该文中，笔者已经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夏的文化属性及其与戎狄民族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夏与Ārya（雅利安）一词的音义比较，中印文化中的夷夏观念的对比，以及汉语文献中的“华夏”和“蛮夏”的观念对立等等。下面，我们再从族属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在西周时期，经过移风易俗的姬姓周人进军中原，为中国后来兴起的华夏正统观念奠定了历史根基。虽然在传世文献中，我们累累发现将华夏与戎狄进行对比区隔的材料，但是这种观念在西周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中都找不到根据。正如笔者曾提到的，黄帝之夏的族属结构是戎狄，后杼之夏的族属结构也是戎狄。既使是在西周时期，戎狄仍然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主导性力量。比如自称为有夏的周人，实际就是白狄，而与之具有密切通婚关系的则为姜姓的戎人。今天，戎狄民族的后裔既大量存在于北方汉族之中，也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北方特别是西部民族之中。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文献中发现更多证据。

《史记》明确记载，匈奴先祖为夏后氏苗裔。根据笔者的研究，司马迁的记载有历史根据，并非空穴来风。但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司马迁的记载并不可信，例如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就说：

根据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内蒙古发现的匈奴墓葬、文物，明显属于北方草原文化，颇受斯克泰文化影响，与华夏不同文化体系，不仅服饰、器用与风俗制度自有体系，即记载所见之匈奴语言、显然也和华夏有别，不属同一语系，更不可能自华夏分出。（《玁狁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黄盛璋先生的观点看似根据充分，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战国以降的匈奴文化为北方草原文化，并不能表示匈奴的统治者其先世不会是古代夏族的一分子；匈奴的语言与中原民族的语言不同，同样也不妨碍其先世成为古代夏族的一部分。而且，《周本纪》等文献明确记载，周人曾有一个“贬戎狄之俗”的历史过程，因此用西周时期甚至是其后的中原文化体系来证明匈奴非夏人之后，无疑于刻舟求剑。

匈奴为夏人之后的证据，在其后的文献记载中仍然可以得到验证。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铁弗匈奴部首领赫连勃勃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定都统万城（在今榆林靖边），国号大夏。统万城城南刻有石碑，铭云：

大夏都城统万城遗址

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沉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降祉，三灵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

由此可见，直到十六国时期，称”夏“的传统仍存于匈奴遗裔之中，不能轻易否定。

匈奴与古代的狄人关系密切，而与狄人具有长期联姻的古代羌戎则同后来的藏族关系密切。在敦煌藏文写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古代藏人氏族把祖先归于夏人的记载。例如，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rgyal phran dang rgyal rabs rim byung gi ming rgyal phran rim byung gi ming）说：

娘若（Myang ro）之切喀尔（pyed kar）城，王者为藏地之王，是为托噶（thod kar），其家臣有“苏”（su ro）、“囊”（gnang）二氏。

敦煌古藏文文献

娘若，即后藏年楚河流域的江孜、白朗一带。娘若之“娘”与年楚河之“年”为同一字音的不同译写。托噶（Thod-kar），在另一些文本的小邦表（P.T.1060第74行，P.T.1285Ⅰ第171行）中也写作“恰（rgya）”。这些材料表明，藏地娘若的统治者曾为“托噶（Thod－kar）”，或者叫“恰（rgya）”。托噶（Thod-dkar），即汉语“大夏”的对音；恰（rgya），即“夏”的对音。此外，苯教还把天神“恰”看作民族的祖先神，白崔《苯教源流》说：

天神恰氏王（phya rje）雅拉达竹（yab lhab bdal drug）和穆氏女子色卡玛结合，生下托噶（Thod－kar）六子。其中幼子古次也被称为恰氏之子托噶拉查。他被其父派遣，下至凡人世间……，来到象雄与蕃地，作玛与人之君主。在此地，他娶一名叫念布冈夏白茹的女子（gnyan po gangs sha sbal ru），亦即念氏的白姜纯姆（gnyan bzav sbal lcam vphyul mo）为妻，生下一子，为廷格王子（rgyal bu vthing ge）。王子与舅父念氏联合作黑头人类之主。

穆氏即蜀山氏，属炎帝部族；恰氏即夏氏，属黄帝部族。此言炎黄二族结合而诞下夏族六子，其说源自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

远古之初，辟荒之始，“穆”与“恰”联姻时代，“恰”之使臣至于“穆”之地界。

又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38云：

悉补野苯之赞普、天子、王脱噶降世。

总之，古代藏地氏族视自身源出于”夏“是有历史传统的，这一点，笔者以后将做更多的讨论，此处暂不展开。关于古代象雄历史的研究，目前在藏学研究中仍是一大难点。根据笔者的认识，其症结之一就在于先秦史研究中有关于夏研究的大量问题没有得到科学解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三星堆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及中国先秦史体系的科学重建，有关于藏族历史上的一些研究难点和重点问题也将有望得到解决。

在北宋初期，在中国西部曾崛起一个党项羌建立的政权，国号”大夏“，现在一般称为”西夏“，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支党项羌，吐蕃称之为”弭药“，与今天四川西部的木雅人具有密切的关系。西夏语专家李范文教授曾对西夏语与木雅语进行比较研究，确认二者在发音和基本词汇上比较接近。这又是一个西部羌族自称为“夏”的例子。

此外，与先秦史上的夏人具有密切联系的还有西迁中亚的大夏人，也就是今天在西域学研究中名声赫赫的吐火罗人。这一点，王国维曾经论及，但响应者少。王炳华教授认为，张骞把“吐火罗（Tochri）”古国译称为“大夏”，是出于现实政治文化的寄托。他说：

敦煌壁画中的吐火罗人

张骞笔下的“大夏”，在张骞的概念中，却绝非与华夏古族、华夏古代文明密切关联的实体。他十分明确，阿富汗土地上的“大夏”，“其俗土著”，“与大宛同俗”，是民族、语言不同的国家。（见《“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

研究“吐火罗”的学者，大多对中国先秦史上的大夏避而不谈。就此而言，王炳华教授的视野跨度值得称道。但王教授根据对张骞观念的揣测来为自己立论，未免过于轻忽。从他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他和黄盛璋先生一样，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中国先秦史的古代夏人与汉代中原民族具有一脉相承的体质特征、文化面貌、风俗习惯等，显然他的论述基点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很难让人采信。

综上可见，先秦时期的夏人与西部民族的历史联系是更为密切的。而今天许多中国人把华夏视为汉族前身的认识，更多源起于已经完成移风易俗的周人在进军中原之后形成的文化传统。在两汉时期的典籍中，我们绝少看见“华夏”一词，反而在《孔宙碑》中会看到“猾夏”这样的用词，而这恰好与秦人使用的“蛮夏”形成了呼应。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华夏“一词开始大量出现，但也是用来指中原地区，并非用于指中原民族。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大兴于中国，顾欢等人抛出《夷夏论》，但也很快归于沉寂。把华夏作为民族观念使用，并向汉族先民身上转移，实际上是在宋代完成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做一些研究，这个脉络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

始建于北魏的龙门石窟

历史有时很诡异。到了现在，许多具有爱国传统的西部民族能够很容易接受”中华民族“这个新称号，却对与自身历史传统具有密切关系的”华夏“称呼表现出抗拒，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今天，我们还原这段历史，当然并不是为了主张用“华夏”来重新塑造中华民族。这项工作更多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华夏”概念的梳理，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历史渊源要比我们想象的深厚得多。在对历史有正确地认识的前提下，如何建设好民族关系，仍然需要各个民族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