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中的变“局”者：浙江民营经济的“小康”之路

中新网杭州9月4日电(王逸飞 钱晨菲)在中国即将迎来全面小康的历史节点，回顾40余年的“小康进程”，在不确定的变局中主动应变、改创新局，是“中国故事”的突出特征。在浙江，已至“四十不惑”的民营经济正是极具代表意味的变“局”者。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先发地，浙江的民营经济贡献了该省65%的GDP，74%的税收，87%的就业，91%的企业总数。从最初的马路市场、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影响世界，四十余年，危机意识、敢于求变让浙江民营经济赢得“面子”，也于“里子”层面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小康之路”。

近期记者在浙江采访了多领域的民企负责人，探解“局中人”眼中的民营经济蜕变。他们眼中的“环保型和包容性增长”“更具底气与抗风险能力”“创新驱动动能释放”等，也成为观察中国民营经济崛起史的可选视角。

浙江制造的“绿意”

虽车间机器还没有全部开满，但70岁的詹有耕对企业时下的元气恢复仍感到满意。

“国内需求在逐步复苏，受下游合作商的国外市场因素以及停产1个月的影响，我们上半年营收下降了4.5%。但有些月份的销售已超过去年同期。”作为奥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有耕已带领这家主产铝电解电容器零件的企业走过46年。

从一家在猪圈房里起步的机械厂，到如今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全球铝壳制造的隐形冠军，从4个人艰难起步到在杭州、苏州、东莞共拥有员工600余人，这家企业凝聚了詹有耕毕生的心血。谈及企业变化，不断向“绿色”靠拢是他最深切的体会。

这种感受体现在奥星电子的厂区里。在其车间一侧，一片空置区域内正在进行设备地基开挖工作。不久后，企业新购置的铝壳清洁生产升级项目的设备将安置于此。

“虽上半年收入有所下降，我们还是投入800万元打造这一项目。”詹有耕介绍，该设备运用纯物理的逆流吸收工艺处理生产产生的尾气，实现全回收利用和在线达标排放，在绿色生产上更进一步。

把企业复工后第一笔也是今年最大的一笔投资，用在更环保、更节能上，这是企业寻求环保型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主动选择。而这种主动性，也体现着浙江制造在应对时代变化和要求中，逐步产生的发展思维、应变之策。

在浙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曾成就了民营经济的最先雏形。随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让该省生态承载压力愈发加大。

原浙江省长吕祖善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述世纪之交浙江的环境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浙江很少有地方不被污染的。到2003年，浙江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废产生量比1990年分别增长84.8%、300%、130%。当时全省69个县级以上城市中，66个被酸雨覆盖，其中33个为重酸雨区。”

彼时在官方层面，“八八战略”提出创建生态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让浙江明确方向。微观层面，该省数以万计的制造企业亦开始绿色觉醒。

以奥星电子为例，其早先于很多企业建立内部垃圾焚烧设施。而在2004年企业筹建铝板带车间、面临熔铸燃料选择时，企业没有选择会产生污染的煤或油，而是多花数倍成本在当地率先用上天然气。

在制造业摸爬滚打一辈子，詹有耕说，“健康的企业一定是与时俱进、追求绿色和生态的企业，这是我们创百年企业很重要的一条。”

从整体看，由灰色向绿色，以实现环保型和包容性增长为目标带动技术水平、管理理念等提升，是浙江民营经济在全面小康的历史区间、在产业链低端迈向中高端过程中表现出的时代特征。

以过去五年为例，根据该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水环境方面浙江221个省控断面中，截至去年Ⅲ类及以上水质断面占91.4%，较2015年提升18.5个百分点。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平均每年下降3.76%。

外贸：在最难时看见底气

浙江经济素以高外向度著称。外贸亦是观察该省民营经济的一面镜子。

“越是困难越要坚持。危中有机，就看如何转危为机。”这是宁波斐戈集团董事长、高级经济师施云对待当下的态度。采访当天，施云要参加企业内部的多个会议，甚至中午吃饭休息都无法保障。他对这样的“连轴转”不以为然，毕竟现在企业正面临最艰难的时候。

成立于1992年的斐戈集团以服装外贸为主营业务。上半年，由于一个月的停工停产，及海外疫情导致的订单减少或取消、收货延长等，企业服装出口总额下降15%。

较许多外贸企业幸运的是，斐戈集团此前及时转产口罩、防护服等，供给政府、医院的同时，也通过出口带动上半年营收增长12%。

对于“最艰难”的感受，施云解释主要是因大环境的严峻。“这几年外部经济环境不是很有利，加上市场向东南亚转移的冲击带来抢订单、压价等问题，企业压力非常大。像原来五千至一万件是小订单，现在已算大订单了。”

做外贸近30年，在施云眼里，最难的时候也能看到浙江外贸更有底气的一面。“能明显感觉到浙江外贸近年的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不会像以前一样受到外部影响就盲目悲观。这与我们的产品愈发多样化、自主研发能力提升、优化客户分布、拥有新的商业模型、统筹两个市场等有关。都在积极想办法，自然就有了底气。”

如斐戈一方面在国际上不断拓展市场布局，同时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一方面在数年前打造了女装中高端品牌“FIOCCO”主攻国内市场。为带动产业链发展，企业还发起成立纺织服装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云裳谷”，加强协同创新。

“‘云裳谷’已聚集纺织服装产业链上下游的50余家中小微企业，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入园的企业不仅是租户，也是资源共享者，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完成一系列项目。”施云把该平台看作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一次尝试，他希望企业将来能把这一模式复制出口。

其眼中的底气还与政府对外贸企业的支持有关。“疫情期间我们得到了针对外贸企业的贷款授信及防疫专项资金支持，对企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球疫情扩散、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经贸摩擦“三大要素”交织的背景下，为帮助外贸企业保订单、拓市场，浙江商务部门举办了162场以一国一品为特色的网上交易会，对接46个国家。联合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打造“订单贷”融资模式，助企业新增贷款超1100亿元。浙江省商务厅厅长盛秋平公开表示，“稳住7.7万家外贸企业，就是稳住了发展。”

上半年浙江外贸表现可谓不俗。该省出口从3月开始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环比正增长，上半年出口10858亿元，增长3.3%。

数字经济与无穷可能

互联网的出现与应用堪称小康进程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当信息技术开启新的大变局，浙江民营经济再度因势而变。

数字经济的崛起便是如此。在浙江，其已成为强劲“后浪”，用创新带来无穷可能。

“如果未来我们需要的东西，都能通过无人机配送快速获得，那这种场景就会很爽。”相比于从事制造、外贸的企业家，杭州迅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庾航的话语风格有着强烈的“80后”色彩。

这家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团队创建的企业，致力于构建大规模机器人运力网络(无人机物流)。他们希望用技术的力量，让物的传递及时高效、再无阻隔。

企业成立5年已研发出多款适用于不同配送场景的无人机，基于AI算法等先进技术的云端调度平台也已运行成熟，实现了配送全流程无人工干预。“在产品的研发和针对物流场景的运行上，我们拥有核心的技术壁垒。”庾航说。

作为时下衍生的新技术、新业态代表，这家企业创造出多个“国内第一”。如拿到国内第一张城市内物流无人机试运行牌照、完成国内第一次无人机O2O生鲜配送、开通国内首条无人机邮路、运营国内第一个商业化的无人机速运网络、完成国内第一次无人机集群跨海配送……

迅蚁的无人机配送场景应用，也让曾被人们设想过的画面在多地成为常态。邮政快递方面，如今在浙江、四川、贵州等的一些山村，企业与中国邮政合作投入20余台无人机担任“邮递员”，提升送达时效。在杭州余杭区，结合当地医共体建设，多个基层卫生服务站的检测样本可搭乘每天的无人机“航班”被运送至上级医疗机构检测，偏远地区患者当天就能拿到结果，省去了以往看病多次跑的麻烦。

“未来，我们在建立空中物流网络的同时，还可利用汇集的大数据为城市管理提供帮助，这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庾航看来，基于数字技术、用新的物流手段改变生产生活模式，既能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也能带来更多的社会价值，这便是创新释放的动能作用。

他认为，因信息技术在方方面面的渗透，变化多端堪称数字经济的最大特点，也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市场。数字经济企业多在一些“前无古人”的细分领域专注创新，这让它们更容易站上行业前沿，获得先发优势。

在浙江，如同迅蚁般的数字经济企业总量数以万计。虽是后来者，但一个个点的创新力量汇聚，足以爆发出裂变效应。目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浙江GDP比重已超过10%。在杭州等地，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

“浙江民间的创新力量是无穷的，它支撑着浙江经济在经济下行中再一次焕发‘青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说。

上述，是来自企业的微观故事，也是来自浙江民营经济的趋势体现。以其为代表，诸多新特质正组成着更加健康的民营经济发展范式，在未来为浙江发展提供更强推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