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部分西方国家金融一波动就印钞，发生瘟疫后政府苍白无力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论坛”于2020年7月29日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李稻葵表示，中国的经济实践最有可能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方面为国际经济研究同行带来启发。他表示，在仔细梳理国际经济学学科划分后，发现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分支。

在他看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基本的出发点不是把政府当成好人或者坏人，“政府是有许多人组成的组织，有它自己的行为、激励，它跟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什么时候反对市场经济，什么时候用户市场经济，什么时候调节市场经济，以什么方式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个是大有学问的”。

谈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理念，李稻葵表示，第一，政府非常重要，在任何现代经济体中间，政府是最大的参与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非常大，一个经济体运行的是好是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为。

第二，政府不是铁板一块，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激励和作用，与市场的关系需要研究，需要重新设计。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是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率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必须要认真研究政府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政府的激励是什么，政府的行为是什么。

他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示，在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中国最有心得。“我们走过弯路，后40年做对了不少事情，还要调整，一旦我们做对了一部分的事情，我们经济就开始迸发出强大的竞争力”。

李稻葵称，很多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处理好。“比如说美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反复出现财政赤字，一旦碰到金融的波动，只能靠大规模印发钞票来应付，一旦发生瘟疫，政府显得苍白无力，要不然就是要增加社交劲敌，要不然舍弃抗疫，这两个极端之间不断的调整，走不出第三条道路”。“中国是在探索，在抗疫方面，既要保证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同时又要恢复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调整空间”，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稻葵：经济学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不管你们以后是从事学术，还是从事政府方面的研究，还是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现在在求学阶段，学经济学仍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仍然有巨大的问题，仍然需要去面对，去解决。而经济学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发展，所以我首先再一次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社科学院经济所，也欢迎大家加入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大家庭，这是我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个意思，我是想跟大家谈一个感想，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它自身的发展有没有规律呢？我想还是有规律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比如说物理学，虽然我不是研究物理学的，只是中学和大学学过普通物理，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同意我下面这个说法，物理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与实验，任何物理学的理论最后都要被实验所验证，大家都会承认它。物理诺贝尔学奖这几十年都是以实验为主，比如说引力波出来了以后，大家欢呼雀跃，大家说非常严谨，非常漂亮，已经不需要实验，不对，还需要经验来进行检验。

经济学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规律，我想有规律，恐怕有三个基本的规律。第一个规律，恐怕还是经济思想是引领经济技术的发展，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学的重大变迁，比如说三十年前我读书的时候，我天天兴奋不已学经济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发起的一场革命，叫理想主义预期，它的发展实际上背后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思想，虽然发展出很多的模型，包括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很多同学都已经接触到，甚至比较熟了，背后基本的经济学思想是什么，就是老百姓是理性的，政府制定政策之后，老百姓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进行一个合理的判断，因此老百姓对政府的政策有一个反向的反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经济思想引发了过去30年一系列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包括动系统的规划，随机的一般均衡。

再往前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也是引领了一代人，它的基本想法是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带来整体的非理性，因此政府要干预市场。

第二个观察，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规律是经济的实践和经济的思想，是关系密切的，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性，或者讲得更明白一点，经济思想史跟经济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最开始梳理，经济学作为一个起源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的，当时的想法是基于正在萌芽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萌芽密切相关的，所以1776年第一版国富论出来的时候，那是瓦特改造蒸汽机的一年。

后来经济周期，经济波动很大，因此引发了马克思当时研究资本论，后来凯恩斯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政府要进行干预。所以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这两个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二个观察。

第三个观察，就是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一定是从特殊的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变化的经济现象中抽出一般的规律，一定是从特殊性走向一般性的，比如说当年亚当斯密的观察，他当时写国富论的观察，主要是英国、法国和欧洲，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英国和法国的发展是非常特殊的，工业革命只有一次，这是起源于英国。再后来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反复讲我的资本论是主要是基于英国的，还不是德国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他的资本论不是英国经济学，也绝对不是德国经济学，但是他要推出一些经济基本的发展规律，所以一些特殊的经济现象中间蕴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道理，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说到今天，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前30年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这都是具有极其独特性的，在人类经济史具有极其独特性的，中间一定有特殊性，当然也有普遍性的，我们搞国际主义，我们运用了一般比较优势，我们也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我们发挥了私人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改革了国有企业，这都是普遍的。我们有哪些特殊的东西呢？针对这些特殊的东西，中国经济实践中引发的特殊的东西，可以用到其他的国家，给其他国家产生一些借鉴或者是启发，这就是清华大学要干的事情，这是社科学院经济所同事们干的事情，我总结经济所干的三件大事：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一定还要加强，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结合中国的特殊经济实践，一定要把马克思提出的方法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研究还要推进。

第二个是互联网经济，互联网经济在中国如火如荼，还在蓬勃发展，这里面具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们跟美国相比，有特殊的实践，像共享单车，我们把互联网和强大的制造业能力结合在一块，前两天我们研究院还去研究了建筑行业的互联网应用，因为建筑行业是占到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还不算商业，住宅的存量是占到了GDP的四倍，住宅行业跟互联网怎么结合，这里面有特殊性。

第三，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我们是放在社科学院下面，我们所从事的一个工作，这就是第三个跟大家交流的意思，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自己的特色，最具有特色的是什么？至少过去40年当互联网来了之前，也包括70年，最有特色的在我们这些同仁们看来，就是在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走过弯路，后40年做对了不少事情，还要调整，一旦我们做对了一部分的事情，我们经济就开始迸发出强大的竞争力，所以政府在市场关系方面我们最有心得的。

同时反过来看，今天很多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关系并没有处理好，比如说美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反复出现财政赤字，一旦碰到金融的波动，只能靠大规模印发钞票来应付，一旦发生瘟疫，政府显得苍白无力，要不然就是要增加社交劲敌，要不然舍弃抗疫，这两个极端之间不断的调整，走不出第三条道路。中国是在探索，在抗疫方面，既要保证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同时又要恢复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调整空间。

这70年我们有很多重大的心得，头30年走了很多的弯路，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一些基本的心得。后40年的心得更多，为此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研，后面我会请各位同事仔细汇报调研的结果，调研研究汇集了《中国的经验》。

我跟大家交流，我们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最有可能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个方面，为国际经济同行带来启发，我们仔细梳理了国际经济学学科的划分，我们发现主流的经济学科划分里面缺了一块，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么一个分支，我们有公共经济学，其中包括公共财政，我们发现缺了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为什么这么讲？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基本的出发点是什么，不是把政府当成好人，或者是坏人，不是那么简单，甚至不是当成一个人，我们是把政府当成许多人组成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它自己的行为，有它自己的激励，有它自己的想法，它跟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什么时候反对市场经济，什么时候用户市场经济，什么时候调节市场经济，以什么方式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个是大有学问的。

我们作为学者，作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应该去研究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机制，让政府的行为和激励与市场的发展是匹配的，是同行的，是激励相融的，而不是对着干的。

我们所谈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我们基本的理念是这样的，一是政府非常重要，在任何现代经济体中间，政府是最大的参与者，任何经济体当中，美国和欧洲至少35%的经济活动是经过政府的手来运行的，比如说财政税收的支出，中国经济表面看只有20%的财政收入是给政府，但是政府直接干预的度是非常强的。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是好是坏，很大程度上是讲是取决于政府的行为。

第二，政府不是铁板一块，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激励和作用，它与市场的关系需要研究，需要重新设计，所以不能简单说我们要有为政府，政府要发挥作用，这个话讲得太粗糙了，也不是说把政府清理出去，清理不出去的，这么多的公共产品，包括国防都是要政府来提供，政府一旦要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国防，包括治安，包括破案，必须要收税，一旦要收税，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说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是影响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率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必须要认真研究政府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政府的激励是什么，政府的行为是什么，这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句话，第一政府非常重要，第二，政府的激励尤为重要，是关键的之间，第三是政府的激励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是非常大。

我们最近干了三件事情，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关注，一起来努力，第一，我们成立了一个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名字比较长，英文的缩写叫ACCEPT，叫接受，AC是学术中心，C是中国，E是经济，P是代表实践，T是thinking，是在不断的动态变化的，我们希望国际同行能够接受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实践，来自于中国经济学的智慧，只有这样子，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才能够更加顺利，否则我们永远被别人认为是旁门外道，通过研究我们告诉大家，相反来自于中国的很多经济思想和实践，值得经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去认真的思考，甚至于借鉴，中国做的很多事情是对的，是代表一般性的，这是第一件事，我们是在社科学院的领导下，在经济所的领导下，大家一起努力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在国际上正在办一个杂志，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杂志，这个杂志完全是国际的，我们找到了国际上很多的一流学者，包括四位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一起参与了投委会，一半是约稿，一半是外面的自由投稿，我们希望很快形成一批可读性很强，思想性比较强，可以被大家引用，去学习和借鉴的一篇文章，我们希望短期内增加影响力。

第三件我们成立了学会，19年4月底，我们成立了国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学会，是注册在英国，因为英国的学会注册相对是比较自由的，马克思在英国写资本论，是有道理的，当时的普鲁士、比利时把马克思赶跑了，最后在英国写了资本论，在英国相对是比较自由的。首任会长是我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语），去年4月份开年会，因为疫情的原因，准备今年9月份开网上的年会，我们共同，也欢迎年轻的学子，能够以各种方式参与我们的学科建设，参与经济学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让我神往的一件伟大的事业，这件事情做成了，我觉得对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有长远的好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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