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是否只应追求股东价值？

对于美国上市公司的很多投资人来说，近期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公开声明是令人震惊的。在这份包含有181位首席执行官签名的声明中，摩根大通、苹果、百事可乐、沃尔玛等跨国公司宣称，他们商业经营的目标将不再是最大化股东价值。他们认为，虽然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目标，但是他们对每一个利益相关方负有共同的承诺。他们呼吁为了公司、社区和国家的成功，要为各方都能创造价值，特别是那些并未拥有公司股票的人。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说，美国梦仍然存在，只是正在崩溃，未来的商业目标应该包含对员工成长的投资、保护环境、公平和道德地与供应商交易等广泛内容。

这份声明标志着这个组织在数十年来的一次重要的经营哲学转变。商业圆桌会议是1972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的游说团体，旨在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其成员包括科技行业巨头、制造业公司、航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等。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经在他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清晰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商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如果商人们宣称他们的企业具有“社会良知”，并认真履行提供就业、消除歧视、避免污染以及其他可能成为社会改革者的责任时，他们已经不再是经营一个公司，而是在运营一个政府。商业圆桌会议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这个理念，即公司的唯一责任就是增加投资人的回报。

如果从美国社会过去这几年的变化来看，这种商业态度的转变是在大公司面临强大社会不满的前提下发生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中积聚了对于收入不平衡、伪劣产品和恶劣工作环境的愤怒。这其中有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他们一直在谈论大企业在经济权力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作用。伊丽莎白·沃伦认为把股东利益作为企业首要目标造成了经济不平等，并且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来充实了富裕的投资者。沃伦去年甚至提案要求大公司董事做决策时要照顾到各利益相关方。哈佛商学院历史学家南希·克恩认为，这些CEO正在回应时代精神中的某些要求。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继续像过去那样的商业行为已经越来越不被社会接受。但这将会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对于未来将如何做，这些公司并没有给出比较清晰的答案。

很多大公司近几年都在各个社会热点问题上成为民众指责的焦点，所以表态支持这种观点成为了他们挽回公共形象的一次努力。比如，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枪支零售商之一，只要发生枪击案件，沃尔玛都会成为国会和新闻媒体重点指责的目标。但是由于庞大的社会需求，他们不得不在利润与公众影响之间艰难平衡。本月连续发生在各州的枪击事件迫使沃尔玛不得不做出决定，停止销售进攻性的手枪和步枪。亚马逊和迪士尼则由于支付员工的工资过低，导致部分员工不得不向联邦政府申请社会救助来维持生活。这相当于使用纳税人的钱变相补贴了本已盈利颇丰的企业。亚马逊还由于向美国邮局支付的快递费用过于低廉而遭致总统特朗普的批评；由于造成了西雅图市区的房价上涨遭致了当地市民和纽约议员的反对。脸书公司由于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泄露他们的隐私给剑桥分析公司进行政情分析，遭到了很多网民的抵制。

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使大公司的管理团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各界批评的对象。如果从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来看，2018年标普500成分公司的CEO们每年收入是他们本公司普通员工收入中位数的287倍。这个比例在上世纪60年代还只有20多倍，在90年代还只有50多倍。现在平均每个CEO的收入是1450万美元。即使国会通过了旨在限制CEO薪资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他们的薪水在过去10年中还是增加50万美元。而且越是大量使用临时工和低薪员工的企业，CEO与普通员工的薪资差距就越大。这其中最大的是特斯拉，CEO马斯克的薪水是普通员工的40668倍。服装品牌GAP达到3566倍，麦当劳达到2124倍，鞋类零售商Foot Locker达到1627倍。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普通民众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这些数据大幅增加了社会对大公司的愤怒。

这种营商理念的转变也在美国社会的保守群体中遭致了广泛的批评。特拉华大学温伯格公司治理中心主任查尔斯·埃尔森说，这种对任何人都要负责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任何人都不负责的。他曾经担任过数家公司的董事和律师。他认为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可能破坏了公司治理中的管理责任。在声明发表之后几个小时，机构投资者理事会表示，商业圆桌会议正在努力削弱股东权力，现行法律机制不足以支撑管理层对股东以外的人负责。CEO们希望更多地掌控公司，但不希望受到股东的制约。

从更深入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当美国民众的分裂使国会无法在很多社会议题上达成共识时，一部分人把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涉及这些问题的大公司。这种现象广泛体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控枪问题、企业垄断问题、网络隐私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等。可以想象，签署这份声明的CEO们在明年连任时，仍然只能得到来自股东的授权。所以，他们对其他社会群体负责的宣誓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成为一种理想，或者一种公关行为。任何让商业机构承担不明确社会责任的企图，最终都只会让企业管理滋生腐败。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立法机构。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