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赵小兵：“十倍创新”的苹果仍看不到天花板

原标题：高瓴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赵小兵：“十倍创新”的苹果依然看不到天花板，“被误读”的特斯拉正开启万物互联

记者 | 李健

科技龙头们如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特斯拉、阿里、腾讯、美团、拼多多以及小米等，在今年以来的表现大超市场预期。不过，尽管都是身处不同赛道的龙头，但这些公司依然有“天才”和“平庸”的差别。

那么这种差别是什么样的？《红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特聘研究生导师、高瓴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赵小兵。在他看来，数字经济领域最近的一次十倍创新是iPhone，只要触屏交互的智能手机不被颠覆，苹果公司依然是数字世界的龙头。与此同时，上述移动互联网超级船票获得者的垄断地位也不会被打破。诸多行业的数字化率还在进行，数字经济巨头们的天花板仍未见顶。

对于特斯拉的定位，赵小兵认为，如果我们将特斯拉仅仅看成新能源车，那就看错了。特斯拉就是汽车行业的iPhone—史上第一款智能汽车。今天，人人都在谈论万物互联，但是几乎无人提及最有价值的互联产品为何物。显然，马斯克早就给出了答案：重新定义了汽车的特斯拉，堪称万物互联的第一联！市场人士都看到了智能汽车的终极应用：智能驾驶。但是，罗马并非一日建成的，我们可能都疏忽了特斯拉中控位置那块突兀的显示屏：这才是马斯克的端到端的封闭系统，和iPhone如出一辙的是，当人们的视线被特斯拉电动车的外壳所吸引时，马斯克的汽车软件正在持续不断地迭代创新，这多像iPhone的iOS操作系统呢？不同的是，iOS控制的是手机，而马斯克的汽车软件控制的是特斯拉而已。

正是iPhone的十倍创新

奠定了苹果数字世界的老大地位

《红周刊》：有人认为互联网行业发展已经到了尾声，您怎么看？

赵小兵：纵观数字经济百年创新史，堪称十倍创新的产品屈指可数。我的研究发现，几乎每次十倍创新的源头都是人机交互的变革。

个人电脑的早期是字符交互。直到乔布斯在施乐公司发现了奥托，这是史上第一款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两位当代的天才---乔布斯和盖茨，几乎立刻就断定，图形用户界面才是个人电脑的未来，因此，他们分别开发出麦金塔和Windows，这就是个人电脑领域的第一次十倍创新，同时终结了个人电脑领域的所有竞争。今天，无论Windows如何迭代，交互方式仍未超越图形用户界面的交互方式：鼠标和键盘。开发出Windows这款十倍创新产品，就是微软成为个人电脑时代霸主的全部秘密。

这迫使乔布斯在个人电脑以外的电子消费品突破边界：手机。此前，所有手机的交互方式都是拨号键盘，直到乔布斯发现了触屏交互技术。可以说，iPhone这款个人电脑以来唯一的十倍创新硬件产品，正是建立在触屏交互基础之上的。

我的研究发现，每次数字经济领域十倍创新的结果就是，创新主导者终结所有竞争，赢得垄断地位。这就是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之王的全部秘密。

这一次，苹果稍微打破了完全封闭的策略，向全球软件开发者开放了软件应用商店。谷歌的安卓非常聪明地复制了苹果的iOS，并且授权给其他手机厂商，也照猫画虎地推出了安卓市场。这就相当于苹果和谷歌联手建造了一座数字方舟，进而出现了全球开发者争夺船票的壮观场面。

可以说，全球数字巨头指数级的财富增长，正是和这座数字方舟有关。无一例外，他们要么是方舟的缔造者，要么是方舟的超级船票拥有者。

《红周刊》：苹果公司为何成为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赵小兵：苹果公司的赚钱秘诀就是，开发出iPhone这款十倍创新产品，同时，通过开放软件应用商店，吸引了全球最厉害的软件开发者。这些开发者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是脸书、微信、抖音、支付宝、淘宝、美团、滴滴和ZOOM等这些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娱乐和事业各个方面。

正因为如此，iPhone赚取了手机硬件行业的大部分利润。同时，在苹果的损益表中，其互联网服务收入相当于向数百万开发者收取了“苹果税”，这就是他们获取暴利的秘诀。

我的研究发现，通常只有十倍创新者才会获得不可思议的额外奖赏：垄断和暴利，其他竞争者只能争夺其余市场份额。自从2007年初代iPhone发布迄今，苹果公司再也没有发明任何十倍创新产品，不同代际的iPhone，也只是迭代创新而已。这就说明十倍创新产品并非漫天星辰，而是如同日月般稀有。

取代苹果的唯一途径就是完成一个新的十倍创新，缔造一个新的方舟。否则，苹果的暴利就仍将继续。

终局是人人皆知的自动驾驶

但是过程被人们忽略了

《红周刊》：特斯拉的市盈率超过了1000倍，您怎么看特斯拉的发展空间？

赵小兵：特斯拉远不是新能源车这么简单，其实万物互联目前最成功的标杆就是汽车（另一个是智能音箱）。大家都在谈万物互联，却没有提及哪种物的联接才是最有价值的。

特斯拉的中控有一个很大的显示屏，将这个显示屏拿走，换上iPad或手机，能一样的吗？智能手机的交互方式是触屏，需要低头和采用手指操作，这在驾驶场景中非常危险，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网约车司机利用手机接单、查看地图的画面。这就说明，人们试图用手机作为智能驾驶的辅助工具。很显然，这说明汽车智能系统做的很烂。我们在车中最理想的交互方式当然是语音，对吗？就像特斯拉的显示屏一样，它会有电脑的属性，有智能手机的属性，也有万物互联的属性，这才是智能汽车的标准吧。万物互联发展到现在，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汽车被连网了，同时诞生了特斯拉这样的智能终端雏形。

但特斯拉的显示屏又不是iPad或手机，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变化是一个关键。

每当终端发生革命时，都会产生原生的内容和服务。电影是为影院而生的；新闻、电视剧和体育比赛是为电视而生的；微信、抖音、支付宝、美团是为智能手机而生的。那么，我们简单地将手机上的应用搬到汽车上，当然不行。

显然，智能汽车的交互方式和应用场景，需要新的、原生的应用软件提供内容和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马斯克不断在更新特斯拉上的软件，就像苹果不断更新的iOS版本一样，从始至终，马斯克都将特斯拉当作一个电脑终端在运营。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软件当然是关键，但是，正如苹果无法开发出所有有价值的应用软件一样，特斯拉也做不到。

我们可以说，特斯拉重新定义了汽车，并且开启了汽车的智能时代。自动驾驶是终局，过程是持续不断地迭代创新和驾驶数据的获取。这才是特斯拉高估值的真正支撑点。话句话说，我们只要将每辆特斯拉的显示屏拿走，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就会崩塌。这块显示屏，才是特斯拉和传统汽车厂商股价差异的根本，不停迭代、越来越多的特斯拉运营汽车，让马斯克轻易地抓取着用户数据，发现新的用户痛点并通过软件加以改进。而传统车企呢，卖出一辆汽车，就几乎和用户失去了联系。说穿了，特斯拉是联网的拥有操作系统的智能汽车，而传统车企只是生产单机版的汽车而已。

《红周刊》：这么看来，苹果、华为造车有很大优势。

赵小兵：百年的汽车工业需要一次弥足珍贵的十倍创新，特斯拉就是这样级别的创新。如果我们的视野从新能源车的定义移开，就会立刻发现，国内外大部分的造车新势力都来自互联网行业。这就说明，电动车是表象，互联网汽车才是实质。

苹果和华为在互联网硬件方面都有巨大的技术积累，当他们参与到智能汽车的制造行列时，一定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个市场还处在早期，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其中。我猜想，苹果和华为如果参与到智能汽车的制造，不一定会成为整车制造商，而是会盯上汽车中的那块显示屏吧，这才是恰当的切入点。

《红周刊》：对于全球其他一些造车新势力怎么看？

赵小兵：现在大家都一窝蜂往整车那里去了，没人在想新的智能终端在哪。一些互联网公司想要参与，传统车厂又死死卡住了位置。自动驾驶这个终极目标一定会实现，但是，我认为，智能汽车不完全等于智能驾驶。汽车是最为理想的万物互联的应用场景，我们退后一步，就会海阔天空，如果说，特斯拉是一款封闭的端到端的智能汽车，就像iPhone一样，那么，谁是智能汽车领域的安卓呢？

当然，进入传统车企的地盘比登天都难，但是，当年安卓进入手机厂商的地盘也是举步维艰、难死宝宝了吧。

《红周刊》：您怎么看特斯拉现在的估值水平，动态市盈率已经1011倍了？

赵小兵：资本市场为特斯拉编织的故事是，新能源车的全球领先品牌和即将发生的自动驾驶商用的想象空间。在我看来，特斯拉的故事其实是智能汽车的十倍创新，以及能否保持其在智能汽车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智能驾驶到来之前，还有一个智能汽车平台的优化和迭代创新，最后的高潮部分才是自动驾驶。这要看特斯拉在这个中间地带的创新能力如何？

《红周刊》：您认为特斯拉的边界有多宽？

赵小兵：特斯拉和苹果某种意义上很像，它的边界就是卖出和运营汽车数量。我们可以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观察交付新车数据。特别是，留意特斯拉公司损益表上软件服务这部分收入的变动情况，只要这部分收入增长稳健，特斯拉的竞争优势就会保持。

抖音最好赚钱滴滴最难赚钱

《红周刊》：在投资中大家都想找到帝国型的公司，这样的企业通常有怎样的特点？

赵小兵：数字化之前几乎没有自然诞生的商业帝国。有一种非自然的方式是打仗，通过战争征服其他国家，将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形成帝国。但这些附属国的子民不是自愿去帝国报到，他们是被迫去前往。

数字化之后诞生了自然产生的“帝国”——数字帝国，一些社交和资讯领域的卓越产品，我们每天会主动登陆，我们和它们的连接是主动的，不是被引导的、被动的。中国的主动式数字帝国型公司有两家，腾讯（微信）和字节跳动（抖音），它们通过产品创新缔造了超级流量平台。我们只要查看一下国人使用APP的时长就可以看出，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使用时长超过了50%。换句话说，国人的时间大多都消耗在微信和抖音的数字世界里。某种意义上说，腾讯和字节跳动是连接人的数字型帝国公司吧。

还有一些是连接人和物的平台公司，它们的特点是建造最大商业赛道的数字帝国。举例来说，从交易规模、用户人数和商品品类维度看，淘宝是数字零售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数字零售企业。从不打烊、服务全国，而且商品种类登峰造极，只要有需求就有人生产，快递配送也很方便。蚂蚁金服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数字金融帝国，永不下班，没有休息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办理各种金融业务，而且不需要排队。阿里巴巴将自己定位为数字经济体，不就是一个无远弗届的数字帝国型公司吗？

《红周刊》：不同类型的企业，其赚钱的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别吗？

赵小兵：在自主流量平台型公司中，商业模式最容易建立，经营的边际成本最低。比如微信和抖音，覆盖了最多的日活用户和用户时长，就自然成为数字广告的领先平台。

抖音赚钱太容易了，因为发布短视频的人和看短视频的人都是自愿的，抖音不需要支付额外成本，两边流量哗哗地就来了。根据独门的推荐算法，抖音广告和用户喜欢的内容相关，就不知不觉地植入在内容流当中，这正是躺着赚钱的样板。同样是视频生产商，优爱腾这样的长视频网站则较难赚钱，一边要花巨资请导演、请演员制作独播内容，一边要向用户收费（或者插播广告），两边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这就是长视频网站迄今仍未盈利的原因。

美团、滴滴这样的O2O公司，由于他们的服务需要和地面供应商连接才能完成服务，因此，也赚的是辛苦钱。但是赚取辛苦钱，并非没有价值，只要企业持续不断地提高用户体验，提高行业运营效率，企业价值自然会体现。只是，赚辛苦钱的公司，需要建立更加强大的运营能力以及储备更加充裕的现金罢了。

拼多多的生意基础有长期性

《红周刊》：腾讯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股价涨幅很高，动态市盈率接近60倍，您怎么腾讯的发展空间？

赵小兵：腾讯主要是四部分业务，游戏、数字广告、金融和战略投资。腾讯在战投方面做的极为成功，因为它有巨大流量，就选择细分市场的最大商业赛道，连资金带流量绑在一起，帮助被投企业做大。可以说，这种战投打法，几乎又缔造了一个新腾讯。你看，腾讯系中那些闪亮的明星公司包括：京东、拼多多、滴滴、美团和贝壳等等公司市值的总和，也达到了了数万亿人民币吧。当腾讯系的公司整体估值提升时，迟早也会反应在腾讯的估值当中。

在主营业务方面，字节跳动的崛起压制了腾讯数字广告的增速。但是腾讯的游戏业务仍然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是源于腾讯强大的移动社交产品的巨大流量支持。因为游戏业务几乎是社交产品的孪生兄弟，所以只要腾讯的微信、QQ地位不被挑战，游戏业务就会高枕无忧。

互联网企业的增长空间，取决于主营业务的数字化率是否结束了，如果结束了，企业的发展也就到了天花板，再努力都是零和博弈。目前，游戏的数字化率已经基本结束了，行业进入分蛋糕阶段，只是分给腾讯、网易还是其他公司的问题。腾讯如果只盯着游戏领域，没有新的数字化方向，就很难维持未来的高增长。

不过，腾讯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数字化率仍在中早期，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另外，马化腾作为不断突破边界的企业家，早就为腾讯勾画出产业互联网这个巨大的蓝图，并且调集了精兵强将，以及储备了充裕的长期资本。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腾讯在这个自己并不擅长的2B领域是否能够挖到金矿。

《红周刊》：拼多多三季报的业绩非常好，单季盈利4.66亿元，单季度用户增长近5000万，年活跃买家数达到7.31亿。在靓丽的业绩公布后，拼多多市值暴涨，截至12月4日是1780亿美元，您怎么看拼多多的发展？

赵小兵：拼多多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在阿里、京东两大巨头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从中跑出来了。这件事我思考了很久，实际上，拼多多充分利用了微信的社交流量红利，不像京东是一个个单独个体组成的电商平台，每一个买家都是single buyer，是独立的买家，用户之间没有建立社交属性。黄铮把社交运用到极致，他激活了沉睡的团购模式，用集合竞价的方式，把价格压下来，同时让大家玩了起来。

拼多多还做了一个连接，就是中国庞大而完善的中低端制造业供应链，正好可以生产廉价、实用的商品。拼多多用超低价格打动了中国广大的五环外的消费者。李克强总理之前也提到，中国有超过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这部分人群的巨大消费需求谁来满足呢？黄铮就把这两个群体联系了起来，将没有品牌的杯子、T恤衫、鞋子、台灯等消费品，以更低的价格，卖到这些人的手中。所以拼多多的商业模式在中国有非常扎实的根基，他们在如此大的体量还能保持高速增长，就说明拼多多的模式抓到了用户的痛点。

《红周刊》：阿里和京东都在发力下沉市场。

赵小兵：从目前看，几家电商平台都确立了自己的定位。拼多多更像是下沉市场电商的领导者，阿里巴巴是综合品类电商的领导者，而京东则是优质电商的领导者。

当拼多多成功崛起之后，对阿里巴巴和京东造成了压力，他们希望借势侵入到拼多多的大本营：下沉市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问题是，拼多多的模式正是围绕着下沉市场建立的，包括中低端供应商商，下沉市场用户和社交团购的玩法，以及对此类业务极为熟悉的强大团队。

阿里巴巴和京东在内部组建团队，试图直接侵入拼多多的核心业务地盘，从这几年的运营结果看，并未成功遏制住拼多多的高速增长势头。

《红周刊》：拼多多正在优化客户，看样子也不可行。

赵小兵：我们反过来看，拼多多在下沉市场电商站稳脚跟之后，也试图侵入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地盘：中高端消费品和客户的阵营，这可能同样难度很大。京东和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都获得了最多的品牌厂商和制造商，都能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拼多多想突破边界，扩大领地，同样异常艰难。

京东的花费巨资建立的强大的仓储和物流能力，才是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保证，这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充分验证。拼多多早已失去了构建这些运营能力的时机。

社区买菜是精细活

获胜者或是几家巨头

《红周刊》：最近，互联网科技巨头纷纷加入了“社区买菜”领域的竞争，您怎么看这场竞争，这实际是在竞争什么？

赵小兵：这是巨头们在抢占生活服务类电商中高频应用的最后一条赛道，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之前生活服务领域中的所有场景都被人拿钱试过了，除了外卖，其他都不是高频应用。

买菜是下一个高频应用，因为买菜和外卖最像。我们在家如果想做饭，就有买菜需求，如果不想做饭，会有点外卖的需求，所以买菜的频次和外卖很像，服务形态也很像。对一家企业来说，外卖是他的，送菜也是他的，他就把用户的一日三餐都包括了，随后的延伸服务也就来了。所以这属于战略要地。

《红周刊》：哪些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有优势？

赵小兵：从主营业务层面看，离买菜市场最近的是美团和饿了么，因为买菜和送外卖业务形态最像。需要的能力是生鲜供应链管理和遍布全国的自营骑手团队，前者大家的经验都不多，但是后者却是买菜业务高效完成的前提条件。

其他公司，京东的物流团队也是挺进这一业务的巨大优势。只是，京东的物流成本是为电商送货建立起来的，成本要高于美团和饿了么。滴滴的司机能否转化为配送团队，这是一个挑战，为买菜建立一个新的骑手团队成本显然太高。

《红周刊》：从长沙起家的“兴盛优选”是最早布局的公司，它能杀出来吗？

赵小兵：兴盛优选的价值是通过出色的运营跑通了社区团购生鲜这条赛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现在这条赛道被武装到牙齿的巨头盯上了，并且准备纷纷准备下场抢占地盘时，这就让人捏了一把汗。

社区买菜不是easy money，这个工作很复杂，因为蔬菜不是标准化的产品，每一天、每一批的蔬菜都不一样。用户不仅要求蔬菜新鲜，而且对价格很敏感。北京的超市每天早上9：00开门前，都有一群大爷大妈排队等着买特价鸡蛋。在上海或许更难，上海人更擅于精打细算。用户既要好又要便宜，而且一旦运输过程中，蔬菜压烂了，就变成了库存，如何处理库存就变成了一个难题。所以买菜是一个精细活，一不小心就砸手里了。所以，大概率是，等尘埃落定时，这个市场可能还是几家巨头的游戏。

《红周刊》：小米公司今年的股价表现也很好，雷军一直希望小米破除“硬件”的估值。

赵小兵：小米是硬件公司，和苹果一样，它们的软件业务是建立在硬件的基础上的，如果将手机业务剔除，软件业务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它们的本质依然是硬件公司。硬件公司存在一个商业规律，我称之为“摩尔定律魔咒”，即从长期来看，与计算相关的终端设备无法建立有效的壁垒，充分竞争是一个常态，企业需要不断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来推动企业运转。

但小米的卓越之处在于，雷军最早发现了万物互联的市场空间，并且通过多年的运营已经硕果累累。这让小米有别于其他的硬件公司，包括苹果、华为和OPPO。更重要的是，雷军是一个懂得互联网运营的硬件创新者，他懂得苹果公司的创新规律、懂得互联网思维、懂得粉丝经营。同样，小米的线下零售商店也是有价值的业务链条，因为小米有多元化的电子消费品，这些产品需要现场体验。小米在万物互联和线下零售店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布局，但是，依然无法脱离其手机硬件的业务本质。因为，其他业务都根植于手机硬件。

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天花板还远未到

《红周刊》：在您看来，到2030年，有哪些企业还能够保持它们在2020年时的领先地位？

赵小兵：如果未来10年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十倍创新，就像移动互联网对PC互联网的替代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的数字版图就要打破重建了。如果没有，那么方舟的拥有者还是苹果和安卓。未来10年还是苹果和谷歌的天下，苹果市值还会维持在全球之巅。如出一撤的是，微软的牢固地位正是建立在对PC行业的垄断之上的。如果想把苹果这个皇帝拉下马，需要从重建交互方式出发，通过十倍创新，重建一个方舟。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

如果方舟不被颠覆，目前来看，阿里巴巴、腾讯的增速没有明显的放缓，它们体量已经很大了，但是仍然维持了主营业务的中高速增长。未来的空间取决于更多行业的数字化率，中国在消费互联网层面，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行业的数字化工作。但是，在产业互联网方面，数字化率的大幕刚刚拉开。过去十年的关键词是，得消费互联网者得天下。未来十年的关键词则是，得工业互联网者得天下。对于跃跃欲试的腾讯和阿里巴巴而言，他们更否跨越到更大的工业互联网数字化市场中，成为其中的领导者，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

《红周刊》：做一个合理推测，下一代的交互形式会是怎么样的？

赵小兵：市场认为眼镜、手表，或是在大脑中植入一个脑机芯片或许是未来的可行方向，我认为不管交互方式是怎样的，用手操作触屏交互的方式，基本已经被开发到头了，下一代十倍创新的交互产品，大概率不是用手操作的。

《红周刊》：有看到下一代方舟出现的苗头吗？

赵小兵：对于数字经济的中国军团而言，经过十年的砥砺前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数字经济巨头。他们的资金实力和研发投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新一代方舟的产生土壤中，我们可以看到5G在中国已经开始商用。在1G，2G和3G、4G时代，都发生了剧烈的终端革命。那么，5G是继续采用苹果发明的触屏手机呢？还是还发生革命性的终端变革呢？但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代移动通讯网络的发展，都会产革命性的应用软件创新。这虽然不能称作新的方舟，但是，也会产生大体量的公司。马化腾将这种应用软件创新机遇称为“全真互联网”，他当年最早预言了船票的重要性，并且拿到了微信这张最值钱的船票。

此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商用临界点也已逼近，智能驾驶当然是万众期待的应用场景。但是，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人工年智能应用场景，这其中可能正在孕育新的方舟。我们可以断定的是，数字方舟总是产生在与计算相关的智能硬件领域，而其发端就是交互方式的革命。

像“庖丁解牛”一样拆解企业价值

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

《红周刊》：在投资中，您强调长期主义吗？

赵小兵：我提出的1-99法则中显示，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全周期投资。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两个例子是，MIH对腾讯的投资，和软银对阿里巴巴的投资，可能创下了创投历史上最高的回报记录：超过万亿人民币。我们要知道，直到今天，MIH和软银都没有大规模抛售公司的股票。

高瓴资本成立于2005年，已经错过了在一级市场投资腾讯的机会。但是，张磊将早期融来的所有资金，全部重仓购买了腾讯的股票。这也许并不出奇，但是，出奇的是，高瓴资本投资持有腾讯公司股票的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这同样为高瓴创造了巨大的投资回报。而张磊正是投资长期主义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所以我认为，唯有超长的全周期投资才能获得最优回报，只要企业的创新没有停止，我们就可以继续持有。等企业创新枯竭，到财务回报的停滞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时候才是恰当的退出时间。当然了，长期主义投资策略的前提是，要选中伟大的创新公司，否则长期投资反而会变成灾难。因为，好公司是时间的朋友，后面一句则是，坏公司是时间的敌人。

《红周刊》：资本市场上，对亏损的数字经济标的公司的投资，是否算作价值投资？按照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标准，这部分投资很难被纳入价值投资的范畴。那么，这些投资难道要被归入投机的范畴吗？

赵小兵：我发现，在美国股权投资阵营中，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一些大体量的基金如黑石、KKR以及巴菲特的哈撒韦，投资组合基本都在成熟的传统行业。而对高风险的科技公司的股权投资，则是红杉、KPCB这些风险投资的天下。

有没有人打破这个边界，既投资传统行业，也投资高风险的科技企业，并能且获得了很好的长期回报呢？

我发现了一个罕见的案例：高瓴资本。从公开资料看，高瓴传统行业的投资组合包括大名鼎鼎的格力和美的。而在科技领域，高瓴著名的投资组合包括百济神州和投资时仍然亏损的京东等等。

价值投资的衡量标准常常是核心财务指标，诸如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等等。而亏损的科技公司的价值如何衡量呢？在张磊新出的大作《价值》中，张磊将上述两种不同的投资策略都概括为价值投资，这显然突破了我们对传统价值投资的认知。

在我看来，科技企业的价值投资来自对其创新能力的评估。实际上，科技公司的价值不拘泥于公司的账面收益，而是看中创新导致的企业价值提升。当一家企业通过十倍创新形成对一个产业的垄断的时候，财务报表可能给投资人奖赏，也可能还没有，但是企业的价值创造已经开始了。让我们回到高瓴投资京东的那个时点，在张磊的建议下，刘强东斥巨资建立公司的物流能力，这导致更多的账面亏损。但是，随着京东物流服务能力的提升，在亏损中的京东的价值开始提升，直到京东成为一家赚钱的公司，我们可以用市盈率为京东定价了。

《红周刊》：您新出的一本书名字就叫《方舟》，您希望读者从《方舟》中获得什么？

赵小兵：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用意在于，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价值投资的新标准，这个标准是通过非财务指标的企业价值发现。这就是通过扎实的行业研究，识别和评估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个过程有点像庖丁解牛的故事，我们在创新的维度，完美解构企业创新这头“牛”。其实，创新自有规律可循。为了这一点，我原创了2个创新模型和7个创新定律，我称之为“创新工具箱”，我的梦想是，当我们对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评估不太有把握时，可以采用这些工具作为辅助。

当年，MIH眼中的腾讯仍然亏损。但是，其社交产品QQ覆盖了中国数亿的年轻人，他们产品的使用频次和时长都超越所有对手。但是，公司不知道从哪里赚钱。MIH的不确定性是，腾讯何时可以赚钱？确定性则是，QQ这款创新产品价值连城，迟早会转化为巨大的财务收入。说穿了，MIH比我们更早地识别出，能够覆盖如此众多的用户的QQ，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帝国型公司的雏形，赚钱是迟早的事情。数年之后，腾讯的盈利能力果然傲视同侪。这是我在《方舟》中提到的，创新即财富的典型案例。

（本文已刊发于12月5日《红周刊》，原标题为《“十倍创新”的苹果仍看不到天花板“被误读”的特斯拉正开启万物互联——专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特聘研究生导师赵小兵》，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提及个股仅做举例分析，不做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