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扶贫三杰”：为何穷人越帮越穷？

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这是今年最后一个宣布的诺奖奖项。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人各得奖金的三分之一，以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采取的实验性方法”。

他们研究方向都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诺奖评委认为，其研究已经帮助减轻了全球贫困，并具有进一步改善地球上最贫困人口生活的巨大潜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其他奖项诞生晚了几十年，从1969年到今天，一共有81人获奖。不但奖项高龄，得主们的年龄也普遍偏高：平均年龄达67岁，其中74位均在50岁以上。

不过，今年的经济学奖就诞生了至今为止该奖项的最年轻得主，并且，是位女性。

生于1972年的法国经济学家Esther Duflo，今年46岁，是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服务于经济分析董事会，是经济和政策研究的发展经济学主管，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发展经济学教授。显然如今她又多了两个名号：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推特截图

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他获奖时的年纪是51岁。而第一位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则是2009年“中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据公开资料，Esther Duflo是过去十年间论文被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女性经济学家，也是众多重要经济著作的合著者。

奖项的另一位主人公，就是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美国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1988年，Abhijit Banerjee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现在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

而Banerjee也是继1998年获奖的Amartya Sen后，第二位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另外，有趣的是，网上也有消息显示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是夫妻档，并且育有一女。

另外，这对夫妻档还是Abdul Latif Jameel(J-PAL)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了J-PAL。这个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目前，该实验室是贫困行动创新研究的附属机构，也是金融系统和贫困联合会的成员。

这个奖项故事里的第三个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Michael Kremer，现任哈佛大学发展社团盖茨教授。同时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奖学金以及总统学院奖学金获得者，曾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

Kremer最近的研究调查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情况。他帮助开发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计划(AMC)，以刺激私人投资于疫苗研究和发展中世界疾病疫苗的分发。

相对于之前经济学家们各种各样的跨界研究，因着扶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看起来一切都完美对上了号。如今提到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就一定会提到他们那本经典的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图片来源：京东截图

这本书已经被看成是研究“贫穷”的巅峰之作。据了解，Banerjee和Duflo用了15年的时间踏遍了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最贫穷的地方做调研，才有了这本“大成之作”，从而通过贫穷的人的生活、教育、健康等生活的多个维度来探究贫穷产生的真正原因。

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穷人呢？书中的观点即是，穷人很难脱贫，主要是因为很多慈善组织的做法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没有考虑到穷人真正面临的难题。

他们的研究打破了很多人长期以来对于“贫穷”的理解，如果不读这本书，大概很难想明白穷人到底是为什么成为穷人并且无法脱贫的。

首先，穷人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吃不饱饭那么简单，而是没有办法获得全面的营养；另外在健康方面，疾病预防工作即使再便宜，穷人也还是不会去做，因为他们只关心生病以后要花多少钱来治；第三，穷人家的孩子不上学不是因为没钱，而是不愿意上学；最后，穷人一般都没有社会保险、退休金、养老金，对他们而言，孩子是养老送终的唯一希望。所以，他们会越穷越生，恶性循环。

就像很多的悖论一样：为什么贫穷的人反而喜欢买电视、游戏机，而不去投资自己学习？为什么贫困的人反而更容易没有生活规划？

Banerjee的工作首先在于，改变了人们理解贫困的方式。

比如说，因为贫穷的人生活往往有更多的烦恼，所以相对而言，比其他人更加需要那些让人减轻烦恼的工具——像电视、手机、垃圾食品和游戏机。

而如果投资到个人的学习上，那么往往这种投资回报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穷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其耐心往往是缺乏的，在这期间的生活也依然会更加烦恼和乏味。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Banerjee夫妇发现，穷人花费在健康和医疗上面的金钱和时间并不少——甚至等于乃至高于中产阶层——但是效果却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往往缺乏必要的医疗和卫生知识，往往要等到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去看医生。

这种重视治疗轻预防的态度，让很多穷人不但经济更加紧张，身体也饱受摧残。

在理财上，Banerjee的研究也揭示了利率倒置的现象。穷人往往需要借小贷、短期贷款，然后付出极高的利息。原因也是因为穷人往往拥有更高的金融风险——他们往往收入不稳定，又无法从银行获得周转的资金，所以更加依赖于这些高息小额贷款。

通过他们的研究，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贫穷如此难以克服。

那么如何才能阶层跃迁，从贫困到中产呢？Banerjee夫妇也给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

比如个体户创业是一条路。但同样的，对于极端贫困人口而言，要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本金可谓难于上青天。而一个更实际的选择往往是政府机构的工作。因为相对而言，各国政府的工作机会都非常稳定，这会让穷人有机会进行长期投资，增加自己的思维“带宽”，进而实现家庭从贫困到中产的跃迁。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都是资本市场较为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年为何是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这三位呢？

据官方致辞，尽管近来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便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目前，仍有7亿多人收入微薄；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可以通过简单的治疗预防或治愈；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还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

今年的获奖者探索了一种解决消除全球贫困的新方法。简而言之，他们将此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方案。

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更精确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来最好地解答。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

这三位获奖者以及追随他们脚步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能力。有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他们提供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有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他们的研究还具有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生活的巨大的潜力。

Banerjee的研究对中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制度上进行改良，往往就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并且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2017年的诺奖得主塞勒是一样的：小的改动，就能带来大的影响。

实际上，政府是用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而穷人的问题，正是因为市场失灵，政府才变得格外重要。

今年的诺奖，表明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下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正应了中国那句常说的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诺贝尔奖的评选者或许也希望，在未来，研究能够更多地冲破象牙塔的束缚，成为你我手中一个具体的物件，真正地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