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换届之后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何处去？

面对新局势，2019年，两大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前“换届”，意味深长。新的领导人将为这两大国际组织本身甚至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积极还是消极、进步还是退步的变化？

2019年10月1日，保加利亚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走马上任IMF第12届总裁(Managing Director)，接替将出任欧洲央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长的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任期5年。

与IMF并肩的世界银行(WB)在2019年4月就换了行长。美国人马尔帕斯(David R。 Malpass)担任第13任世界银行行长，取代提前辞职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

国际组织领导人更换一般意味着国际组织改革(变革)的机会。2011年开始担任IMF总裁的拉加德就为IMF带来历史改革。2019年新的IMF和WB 是否也意味着新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这些改变将是什么？改革是继续向着许多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全球经济期待的方向，还是将发生新的方向和结构的变化？

目前，IMF许多成员国的国内经济和国内治理，以及各国经济在世界运行的外部条件——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多边体制)处在十分复杂的十字路口。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制度)向何处去？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回答而是提出上述问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研究部宥朗有文《IMF的新总裁和老大难，都来自发展中国家》(2019年10月3日)。这是一篇及时的中文评论，有助于国内关注IMF领导人更替的影响，以及IMF面对的诸如阿根廷等“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的债务危机。我注意到宥朗的评论，不仅是因为我一直关注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换总裁这件事，而且还因为该文说IMF的新总裁“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来自新兴经济体”： “格奥尔基耶娃此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的格奥尔基耶娃是拉加德之后的第二位女总裁，也是1944年IMF成立之后首位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指战胜国家)创建了国际金融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布雷顿森林协议，非正式地，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出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由欧洲人出任。自1944年，75年来，这一规则一直没有被打破。

格奥尔基耶娃是保加利亚公民，是欧洲人。所以，她出任IMF总裁，符合欧洲人这一任职条件，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的规则得以维持。

保加利亚共和国(Republic of Bulgaria)，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东部 。是欧洲大陆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今日的保加利亚，属于“发达国家”，不是“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不是“富国”。1989年后，保加利亚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2004年，保加利亚加入北约(NATO)。2007年保加利亚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是“发达经济”集团。保加利亚有时被看作“新兴欧洲”(Emerging Europe)，但是，在全球范围，一般不把保加利亚视为“新兴经济”(emerging economy)，因为“新兴经济”特指的是亚非拉地区高速增长的国家经济，尤其是中国、印度等。

尽管如此，IMF总裁由来自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耶娃担任，还是给人们一些联想。这种联想不仅是因为保加利亚昨天在欧洲、今天在欧盟的特殊性，而且是因为欧洲(欧盟)在IMF的金融霸权的内在结构变化。

在二战后诞生的国际金融组织，美国并非独霸，是与欧洲(最初是“西欧”)联合霸权的，也可以说是与欧分权的。也即，在IMF这一国际金融组织，欧洲享有与美国并驾齐驱的金融霸权。

这里顺便提到的是，2008年，首先在美国爆发，后来主要以债务危机重创欧洲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欧洲对改革IMF的动力大增。正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在2010年以来，在IMF的增资(份额)改革(quota reform)中，欧洲国家，几乎都愿意把在IMF中的霸权(主导权)——具体表现为欧洲国家的集体份额 ，拿出一点分给“新兴经济”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主要是中国，借助份额改革，在IMF中的影响力——投票权(voting power)历史性地有所上升。当然，美国仍然是IMF最大的股东、拥有否决权和对整个组织的金融和治理结构的领导权。IMF的份额改革主要意味着欧洲权力向“新兴经济”的转移，提高“新兴经济”在IMF中的代表性或者话语权。在美国和“新兴经济”(尤其是中国)在IMF中，并不存在“权力转移”。

不过，欧洲人在2019年继续担任IMF总裁表明，IMF增资改革进程中，欧洲在IMF中享有的金融霸权并没有因为给“新兴经济”分权而发生根本变化，却增加了欧洲在IMF中的(霸)权力的正当性。

我们知道，IMF、WB等老牌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全球的国际金融制度)一直面对的严重问题之一是其正当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马尔帕斯和格奥尔基耶娃的上台是否将在克服这些组织的正当性危机上采取新措施？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继续控制这两个机构，我们也许看到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克服正当性危机的限度。

国际金融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最初只有IMF和WB，20世纪快要结束时又出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组织，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随着世界经济的演变，面对21世纪的挑战，新的国际金融组织还在浮现之中。在WB和IMF等中，那些以改进“正当性”之名义的其他成员和攸关方并不能根本动摇美欧的金融霸权。除了美欧自身，也有其他成员愿意维持美欧在其中的历史形成的霸权。不过，在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新兴经济”却有所触动美欧的金融霸权。2015年以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新发展银行(NDB)等建立起来。全球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增加了这类新的国际金融组织正是IMF和WB进一步改变的外在压力。不过，新的国际金融组织确实要与IMF和WB等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进一步协调，并取得协调的成功，共同推进统一的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金融治理，而不是导致全球治理的进一步碎片化，以及不同国际金融秩序之间的冲突。

需要提到的一个情况是，根据一些国际研究和报道，中国等的国家开发银行(CDB)等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比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更大，被叫做是中国的“世界”银行。这些原来没有预料的新情况，实际上已经冲击了美欧为主的世界开发金融格局(秩序)。美欧继续主导的IMF和WB将如何回应他们认定的“中国挑战”？中国等实际上已经“脚踩两只船”，一方面在IMF和WB等全球性国际制度中，一方面又在新的国际制度中。中国的国家作用(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将成为包括WB和IMF等全球性国际制度新的治理对象。

总结：中国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演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这个侧面，研究者不仅看到全球治理对中国的深入影响，而且看到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2019年6月11日，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了世界银行新行长马尔帕斯。据报道，李克强指出，“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愿同世界银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而马尔帕斯指出：“中国在很多领域仍面临发展的需求”，他领导的世界银行“期待同中方在双边及全球范围深化多领域合作”。预计，新的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将访问中国，与中国的合作是IMF新总裁正在考虑的。未来5年，中国与WB和IMF等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互动、中国在全球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作用将面对新局面。(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