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5年美国再提拆分“巨头” ！反垄断就是反对大企业吗？

7月16日，硅谷四大科技巨头——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将参加美国国会的反垄断听证会。

当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成为美国当下热议的话题时，国内的互联网研究者也在密切关注。南都记者注意到，今年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反垄断前沿问题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

7月10日，在一场专门探讨互联网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的分论坛上，专家们连续抛出问题，中国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激烈还是日趋垄断？举起反垄断的大旗就能解决市场有效竞争和隐私焦虑吗？

有学者认为，反垄断的整个制度设计需要理性分析创新激励与监管的问题，但最终的目标是明确的，即保护整个社会总福利的提高。

四大科技巨头下周参加反垄断听证会

据外媒报道，7月16日，谷歌等四大科技巨头的高管将到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参加一场关于“主导平台和创新”的听证会，并就外界的拆分质疑等问题作出回应。

这场定于下周，集结GAFA的听证会将把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硅谷的不满带入公众视野，或将为监管部门的下一步审查奠定基础。

据南都记者了解，6月初，美国政府发起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负责亚马逊和Facebook，司法部(DOJ)则专盯谷歌和苹果。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6月3日也表示，将审查硅谷科技巨头潜在的反竞争行为。

当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成为美国热议话题时，中国互联网关注者也在探讨和思索这一问题。7月9日至11日，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在一场探讨互联网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的论坛上，不少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了讨论。

“下周美国的四大互联网巨头都将去参加听证会，人们为何在这个时间点反对巨头？”当天论坛上，中国信通院知识产权中心高级咨询师李梅回顾了美国反垄断史的几个关键节点，称“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

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案》在美国诞生。1950年，美国又通过另一部重要的法规《塞勒-克弗维尔法》，来限制企业的反竞争兼并。

以反垄断法为依据，美国电信巨头AT&T在1984年被拆分成7个子公司。此后影响最大的一起反垄断诉讼发生在微软身上，1998年5月，美国司法部对微软提出6项反垄断指控，轰动全球。在这场“世纪审判”中，微软虽未遭到彻底“肢解”，但不得不改变其商业模式，分营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

“距离美国上一次拆分巨头已经过去35年了，现在人们又提出拆分谷歌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这段时间内什么发生了改变？”

李梅注意到其中的一个趋势，基础设施理论开始延伸到一些互联网平台。比如谷歌的搜索服务，因其难以复制等排他属性被视为是一种“基础设施”，在国内坐拥上亿活跃用户的微信也被指具有这方面的属性，类似水电燃气和电信运营商。

反垄断并不是反对大企业

其实不止美国，目前各国对于大型企业的反垄断监管似乎都在加强。反对科技巨头的主要观点认为，大公司抑制了创新、损害公平竞争和中小企业的利益，还有人称大型互联网平台存在虚假信息泛滥，对用户隐私保护不力等问题。

尽管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获得不少支持，但也有反对者认为，举起反垄断大旗未必能解决抑制竞争和隐私泄露等问题。

“科技巨头通过技术控制信息，给人们想看的想听的，我们是否可以去讨论形成一种伦理方面的共识，或者通过技术来化解矛盾。”李梅认为，人们隐私焦虑或可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数据法规等确定数据的所有权与流通，而不是轻易使用被称为监管政策中的“核武器”——反垄断。

“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当天会上，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顾问吴绪亮提到，一方面我们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家也以此为荣，但做大做强的极致是垄断，这是否意味着处于最高处的企业需被拆分，从头再来？

“反垄断法并不是反对大企业。”吴绪亮指出，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践中关注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等行为。

回到中国，国内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激烈还是日趋垄断，是创新活跃还是创新不足？ 李梅认为，当下互联网公司面临的竞争更加多维，一个表现在于竞争对手的不确定，技术创新和入口变换导致基础服务不断更迭，市场的竞争也变得难以预测。

在吴绪亮看来，数字经济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边际成本的降低，这导致很多交易变得可行，很多领域的市场开始交融。他举例，比如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车的挑战，原来的领域可能几家来做，但现在有新的进入者发起挑战。竞争的准入门槛越低，要形成垄断也就越难。

“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分析可能存在的真实危险，而非虚幻的敌人，”吴绪亮称，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等数字经济公共政策的设计应在创新激励与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根本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最终保护整个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即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