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与财阀的对抗

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后启动对前总统李明博涉嫌贪污受贿的调查以及近期彻查娱乐圈等行动，无不透露出文在寅政府与韩国财阀间的火药味。刚刚于今年4月上任的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曾出版《韩国式资本主义》一书，通过该书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在寅团队与韩国财阀间的战争。

为什么文在寅紧揪财阀？首先，钱都在财阀手中，但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效应。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非常高，过去十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是OECD国家平均值1.7%的两倍多，但居民实际工资的收入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却只有整体增长的一半，为23.2%。

其次，财阀控制着整个韩国命脉。没有落实到居民实际收入里的资金多在企业里，而且大部分在财阀手中。韩国企业的储蓄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维持在11%-12%之间，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储蓄率开始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为16.8%，2010年上涨为19.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二。

企业希望通过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这也是朴槿惠和李明博亲财阀政策的原因之一。但张夏成在《韩国式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投资并不是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催化剂，消费才是。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韩国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度高于投资，但两者差距并不算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消费的贡献度开始远高于投资的贡献度。2012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到75%。

笔者认为现今韩国的市场经济没有得到“正常的运行”，其原因在于最基础和根本的公平市场“竞争”体系不健全。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历史较长的美国，财富排名前百名的富人中，有70%是当代创业者，而在韩国，75%的富人继承了祖上的财产；此外，韩国的大财阀集团几乎无孔不入，新兴企业难以找到财阀不涉足的领域进行业务发展。

为何财阀难以被政府控制？财阀的外国投资者们拥有多数控制权，而韩国政府缺乏主动权。事实上对抗财阀不仅仅是对抗财阀家族本身，也包括财阀背后的外国股东们：数千名国籍、投资目的、投资方法各不相同的投资机构和个人。

以三星电子为例，三星电子在证券市场有将近40年的成长历程，其间多次发行股票进行有偿增资。在进行了多轮的增发以后，李健熙家族所持股份的比例不足5%，加之对三星子公司与非营利性机构的内部持股，李健熙家族的总持股大约为18%。与此同时，外国股东的持股比例高达51%，而这个数字，已经相比于2004年4月的60.1%有所下降。截至2017年底，Dodge&Cox(美国)、Yacktman Asset Management LP(美国)以及The Vanguard Group(美国)分别占股8.94%、3.80%以及3.31%，而韩国本土的主权基金(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of Korea)只占股1.20%，体现了韩国政府在财阀面前相比于外国投资者的相对被动。

此外，财阀在韩国的出资结构复杂，涉及领域庞大，且财阀可以使用恶意并购等手段“自导自演”。三星电子是韩国的代表，也是韩国的代名词。李健熙虽然实际控制着三星电子的经营权，但他不是最大的股东，不过，他可以依靠三星集团子公司在三星电子的股份掌权。比如：三星爱宝乐园作为三星人寿保险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三星人寿保险公司作为三星电子的第一大股东，而李健熙家族通过三星爱宝乐园50%以上的持股率最终控制了三星电子的经营权。

财阀对抗政府的一个方式，便是在企业报告中指出的：“存在被外国投资者恶意并购的可能性和风险。”恶意并购，是指并购企业在目标企业管理层对其并购意图不清楚或对其进行并购行为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对目标企业强行并购。根据张夏成教授的观点，企业散播这些言论无疑是为了对抗韩国政府的《韩国公平交易法》对于财阀们的制衡条款。

从《韩国式资本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到，适当的国家控制也许是正确的。书中，张教授提到了“朴正熙乡愁”，指的是倾向于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在军事治国时期的经济理念。朴正熙在1961年军事政变之后开始了长达18年的军事政府时期，军事政府于1962年实行的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取得了较好的成功，朴正熙执政的第一年(1961)，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为92美元，世界排名第78位。而到了朴正熙执政的最后一年(1979)，韩国国民人均收入高达1747美元，排名也上升到世界第48位。

文在寅团队是否真的可以在这场注定的恶战中掌握自己的控制权，让中小企业拥有更多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让韩国充分实现“正义资本主义”？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