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数字经济为中日带来哪些创新活力，专家这样说

科技日报记者 房琳琳 何 屹 侯萌 何沛苁

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张佳欣 龙云 卢子建 余昊原 李忠明

疫情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数字经济在全球共同应对疫情过程中，凸显了其蕴藏的巨大潜力。

一份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认为，预计到2025年，数字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5%上升到25%左右。目前，从数字经济规模看，美国居第一，中国居第二，德国日本英国居第三到第五位。

这一发展态势，把“数字经济”推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数字经济相关话题成为中外双边乃至多边框架下推进的重要议题。

在12月1日举办的第16届“北京—东京论坛”数字经济分论坛上，中日两国12位专家、学者针对两国开展合作可能性，进行了坦诚而热烈的讨论，并就相关议题达成共识。

新课题：

数字经济如何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要建设怎样的数字化社会？“在快速走出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过程中，数字技术就像经济、社会运行的‘韧带’，通过‘高韧性’缓解‘硬冲击’，为产业‘V形反弹’蓄力。”腾讯云商务副总裁、东北亚区总代表赵剑南强调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在支撑数字经济乃至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认为，从中国的科技抗疫和经济恢复角度看，数字治理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向，基于数字技术的多元共治，将成为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的创新形态。与会专家基本赞同这一主张，并认为亚洲会成为全球数字化先行先试的一个重要区域。

对于如何管理数据，特别是在数据跨境流通过程中的确权、课税等多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刘松分享了中国古代“治水”的智慧，“今天的数据要素与水要素非常相似，‘治数’如同‘治水’，宜疏不宜堵。由于数据要素的多元性、多变性特征，不能用简单的硬性规则来规制流动性数据。”

双方嘉宾一致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开启，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源。

对可能带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数字技术，如何做到既保护创新积极性，又在规范的“河道”中有序前行？

中方主持人、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提出，创新和规制本身是一对矛盾体，没有一定的创新过程，哪些该管、哪些该放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反过来，创新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不兼顾新变化带来的系列风险，也会带来诸多不可预知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创新突破规则，规制保护创新，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日本株式会社NTT Data咨询委员岩本敏男提出，在数字化服务中，AI技术的数据开发方需要制定对数据的使用规则，数据使用方同样也需要有相应规则来被约束。日立制作所常务董事、首席技术官铃木教洋则认为，数据的使用需要更高的智慧，来综合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新起点：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上增进互信

数字安全是论坛重点讨论的话题。

日本自民党竞争政策调查会长伊藤达也认为，疫情之下，中国已经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的实效。

铃木教洋提出，不同国家情况不同，需要综合考虑制度、系统等综合因素来探讨相关问题，他希望日本与中国在此方面进一步深入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房汉廷提出，中日双方特别是产业界，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数字产业链上深度合作，并保障产业链供应不间断，同时共同将其作为公共产品来使用和维护。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全球政府事务总裁徐智煜强调：“华为一直将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作为公司经营的最高纲领与立足之本。30多年来华为服务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从未收到任何政府要求提供用户信息的诉求；华为绝不会拿客户的权益与自身的生存来冒险。”

双方嘉宾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刚刚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他们一致认为，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中，这一协定的签署，为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双边乃至多边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前景可期。

中国在2020年9月8日“抓住数字机遇，共谋合作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针对目前中日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情况，房汉廷强调，中日双方媒体应该为本国国民提供平衡报道，使互信基础尽快建立起来。“我们认为，应当相互尊重数字主权，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数字互信，在RCEP等多边框架下来实施数字经济的区域融合。”

新方向：

开放合作共创区域数字化未来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就像体育比赛换到了一个新场地。论坛上，与会嘉宾达成共识，中日双方特别是产业界，应当敏锐把握趋势，紧抓机遇，不要等待和观望，要积极合作，积极入场。

日本株式会社东芝高级常务董事、数字业务最高负责人岛田太郎认为，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开放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信息的交流。他希望中日双方彼此之间开放的门越来越大，同时能够通过开诚布公的交流达成共识。

对于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表示，中日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将十分广阔。他举例，2018年10月，日本英语检定协会首次宣布将在口语考试中引入机器评测技术，而科大讯飞是唯一的合作方，从2019年开始在实用英语技能检定CBT考试中，讯飞提供的AI自动打分助力提高打分的准确性和打分效率。“目前科大讯飞翻译机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实现了60多个语种之间无障碍沟通，科大讯飞已经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自动语音转换与翻译独家供应商，期待明年日本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也能有所助益”。

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表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供了良好的数字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环境，169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近几年西安、合肥、杭州、沈阳等几十家国家高新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数字经济或数字产业发展规划。

贾敬敦针对双方开展合作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分歧不应制约双方的合作，鉴于中日合作与现行法律并不相背离，提出关切恰恰能为深化合作提供切入点；二是中日双方可以在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上开展务实合作，继续对双方关切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三是建议在政府、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等层面，开展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刘松也回应了这一建议，他提出，“不妨在高新区和自贸区采取‘特区模式’来持续磨合双方最终认可的规则”。

铃木教洋称，在数字化发展的合作中，共享彼此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也十分重要，需要双方在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构筑数据流动的规则，并更好地去应用它来盘活民间企业，以促进数字社会的未来发展。

双方嘉宾还讨论了数字货币和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逻辑，日本株式会社Future董事山冈浩巳表示，日方愿意与中方携手合作并持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徐智煜强调：“尊重客户的价值观的同时，华为期望能够持续在全球包括日本创造本地价值。中国和日本两国都具备产业优势和创新精神，日本企业和华为在供应链与技术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互补关系。中日企业间的开放合作，可以共同创造数字化的未来。另外，中日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创新人才，也期望中日两国营造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鼓励创新，帮助两国中小企业开展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面向世界市场提供最具竞争力的方案与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