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已经到了研究宽松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

“第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于11月13日召开。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多边协调进行了深入阐释。

周小川认为，要完善多边机构机制和能力，改进多边规则，使其不断适应全球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楼继伟表示，中国在经济复苏上走在前面，已经到了研究宽松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但退出的节奏也要掌握好，必须要早研究。

周小川：国际间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需要完善多边机制

周小川认为，要完善多边机构机制和能力，改进多边规则，使其不断适应全球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多边机制的改进和完善都是有需求的。

周小川表示，全球化进展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变化，这些变化值得高度重视。

货币政策方面，过去，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各国之间差异都很大，一般不会在国际间传播。当下，全球通胀已经非常趋同，尤其美国货币政策有溢出作用，导致资本存在异常流动。货币政策的溢出没有全球性的协调和共识，来把溢出的负面效应控制到有限范围。要考虑货币政策溢出的影响，必须对储备货币结构有所考虑。对异常资本流动需要建立一些初步机制来加以协调，特别是全球性的机制。

财政政策方面，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国家公共债务比例已达到100%上下；由于金融机构和他们服务实体的全球性运作，财政也有了“传染”机制。

周小川还称，当下数字税的征收陷入僵局。原因之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税收不再像过去货物与服务生产那样，对实际业务发生在哪、钱是在谁身上挣的比较好界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难以界定的部分，于是数字税的征收就出现了问题。应考虑建立多边性的机构，减少相关争议。

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周小川认为，碳排放中有很多跨国界的任务，应设计多边机制来解决各自为各自收入着想的问题。

楼继伟：掌握好货币政策退出节奏

楼继伟表示，目前，全球经济贸易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主要在四方面。

一是全球疫情仍在扩散，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以后；二是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下行压力；三是民粹主义潮流在全球蔓延；四是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以往债务周期的积累、危机、衰退、复苏对应着经济的繁荣、衰退、停顿、复苏，现在债务积累期对应着经济衰退期。

这四方面不确定性相互传染、加强，形成正反馈发散效应，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情况。债务在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

谈及对未来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走向的看法，楼继伟认为，下一步，各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有“三保”的责任，都会继续扩张。但比较难的是，由于债务率高企，政策扩张的空间在缩小，因此更要把握好扩张的度、用来办什么事情。要更多用于保民生、保中小企业，还要防止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抬高太多，最重要的是要继续压降金融业务杠杆。

楼继伟表示，一旦经济复苏，过多的流动性需要收回时，存在可能刺破债务泡沫的风险，因此现在要坚决降杠杆。同时，要掌握好政策退出节奏，不能让经济复苏时反而发生了债务危机。经济外部性比较强的国家更要注意，需要加强沟通协调。虽然中国在抗疫、经济复苏方面走在前面，已到了研究宽松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但退出的节奏也要掌握好，必须要早研究。就全球范围而言，宽松政策退出为时尚早。

楼继伟强调，前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有退出要求。积极财政政策出台后退出时间比较长，货币政策调控相关举措更多是年度性的、甚至是季度性的。从下一步来说，已经到了研究货币政策应急举措有序退出的时候，财政政策可能还要维持扩张到明年，力度可能会比之前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