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跨越两个甲子的12代中国企业家

秦朔：跨越两个甲子的12代中国企业家

秦朔秦朔朋友圈

人能笃实，自有辉光；国若自强，天将助之。

——题记

A股超过4000家上市公司，最年长的董事长是谁？

是海天精工（601882.SH）的张静章。他生于1937年1月，今年83岁，也是A股公司中唯一一位“30后企业家”。

海天集团旗下有四大业务。起家的注塑机是世界第一，港股上市，叫海天国际（01882.HK）；数控机床2002年创建，已是国内第一梯队，A股上市；驱动产业2006年筹建，专注于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伺服机械手、液压驱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可全面替代进口；金属产业2016年正式运行，为客户提供压铸成套设备和解决方案。

国庆长假前，我和宁波的朋友到海天调研。集团办公室主任说，“你和老爷子有缘，他一个星期都在出差，今天刚回来。”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一次失败的采访，因为完全听不懂他的宁波北仑话。

海天集团前身是江南公社1966年创办的江南农机厂。当时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农村公社以农为主，有条件的，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集体工业”。江南公社就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建了个小五金厂，全部资产是4台缺胳膊少腿的仪表车床，外加100元流动资金。没有工作台，就挖了几块石板拼凑，然后从废品堆里捡了些废弃机件，维修后作为设备使用。小作坊从生产镰刀、锄头、水泵等农机工具起步。

1970年代初，张静章发现农民在田里干活穿的都是草鞋，下水，走石头路，草鞋容易磨破、霉烂，偶尔看到有人穿塑料凉鞋，就没有问题。他盯着塑料鞋，脑子里跳出一个问号：塑料是什么做的？1973年，第一台直角式注塑机诞生了，虽然注射重量只有30克，但当其打出第一只塑料凉鞋，在周边引起了不小轰动。张静章就此走上了注塑机之路。

我问老爷子：“你做的这些产业，原来前面有很多国外知名公司，是怎么超过去的？”

他说，就是学啊，先学再赶。他们最初参加国内外的行业展览会，不是开幕时去，是提前三天去，因为那时展位上还不是整机，是几个大件。他们一人盯一个部分，仔细看，回来再自己做自己拼。

张静章办公室外是一个大阳台，可以望见一排排的海天工厂和员工宿舍。我问他还去不去工厂，他说去，自己开车去看，到外地才用司机。

“老爷子开野马跑车‘拉风’着呢，”海天人说，“每次他到厂里，大家都特别紧张，因为什么问题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海天的日常管理已交给“二代”和职业经理人，张静章的两个儿子张剑鸣和张剑峰分别担任海天国际的CEO和高级副总裁。第三代的代表、张静章的长孙张斌也已崭露头角。张斌生于1986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读本科，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读工程管理硕士，回国后先在上海一家世界500强锻炼，几年后再加入海天。

尽管交班顺利，一些重要的事情张静章还是亲自掌控，如财务和战略。他说他想的最多的是“很多国家都在‘限塑’，注塑机的未来会怎样”。他也关注智能制造。海天智能制造基地推行“以机代人”和“8+16”生产智造模式，8是每天白天准备零部件的8小时，用一些人工，把料备好，此外16个小时全是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看不见人。

能不能24小时全用机器？可以，但有些环节用人的成本更低。所以海天采用8+16的最精益生产部署。

社会上估计很少人知道张静章的名字。这些工业家低调的很，怕媒体闪光灯，闪光灯也很少盯上他们。但内心里，他们极为强悍。

在海天总部大堂陈列着一支大笔，笔杆上是一幅对联：

五十载（阔海胸襟）匠人精工书写辉煌铸就金碑

一万年（高天境界）兴家治业镌刻华彩塑造永恒

大堂正前方，是一幅砚台模样的巨幕水帘。用这样的笔砚写什么？把海天产品“写”到全世界的版图上。在海天，无论大堂外，大堂内，还是张静章的办公桌旁，都能看到地球仪。张静章常对身边人说：“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产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占领市场。”

从宁波回到上海，我打开电脑，在“30后中国企业家”的名单上添上了张静章。

浙江的30后企业家，前年我采访过横店的徐文荣，他生于1935年。在活动上曾见过“改革风云人物”步鑫生和“民企常青树”冯根生，可惜没有采访，他们都生于1934年，分别在2015年和2017年去世。

印象很深的30后企业家还有重庆的尹明善。他创办的重庆力帆正在困境中，被证监会调查，但尹明善个人的创业故事曾感动过许多人。他生于1938年，前半生坎坷，1958年因家庭是地主出身被打成“右派”，送到化工厂劳改，还被执行过监禁，在劳改农场被改造了差不多20年。改革开放后有了出头之日，回到化工厂当英语资料翻译员，后来调到广播电视大学当英语教师，应聘到出版社当编辑。1988年，50岁的尹明善下海创业，做“二渠道”的书商。54岁开始做摩托车，65岁开始做汽车，别人说65岁做汽车太高龄了，他说“我才32.5公岁，正是上进的年龄”。

如冯根生所言，“创业意味着对自身生命的减半，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生风险的加倍”。挫折乃至失败是做企业的家常便饭。无论力帆的终局如何，尹明善这一生已尽其所能燃烧，活出了常人几辈子的体验。

创业和年龄无关。1995年，在辽宁丹东，曾任电信局电报员和丝绸学校教师，已经退休的60岁的吴志刚创立了一个做面包的小工厂，叫“桃李”。2015年桃李面包上市（603866.SH），现在市值有400多亿。吴志刚2019年退休，退休前他是A股年龄最长的董事长。

从张静章、尹明善、吴志刚这些30后企业家往前上溯，是20后企业家。我采访过褚时健，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他生于1928年1月。每次吃褚橙，就会想到那句广告语，“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以更广的视野看，港商中的20后企业家特别多，他们对内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过不少贡献，像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2007年我采访过郑裕彤，那时他已82岁，他说会一直工作下去，不喜欢退休，退休了会闷。他2016年去世。

这次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表彰了40名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有香港的胡应湘，他是30后，广州花都人，是最早到内地投资的港商之一，参与投资了广州中国大酒店、广深高速公路、虎门大桥等等。

内地大学校长们记忆最深的港商可能是邵逸夫，他捐了很多图书馆和体育馆。邵先生出生于1907年，是1900后，他在2014年去世。

台商中最出名的企业家有王永庆（1917）、张忠谋（1931）、郭台铭（1950）等等，他们都是做工业的。1988年郭台铭到深圳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1990年初王永庆访问大陆，带动了第一波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2000年前后宏力半导体与中芯国际率先在大陆投资设厂，开启了台资投资大陆集成电路产业的先声。

今天媒体经常关注的中国企业家，基本是40后到80后这五代——

40后，如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

50后，如马明哲、李东生、董明珠；

60后，如马云、李彦宏、雷军；

70后，如马化腾、刘强东、王兴；

80后，如张一鸣、黄峥、程维。

其实90后企业家已不稀奇。2019年的统计，A股上市公司中90后的董事长已有15位，最年轻的是顺灏股份（002565，SZ）的王钲霖，他出生于1995年2月，是95后。不过他们几乎全是二代接班。

90后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包括ofo的戴威，比特大陆的葛越晟，兑吧（01753，HK）的陈晓亮，国仪量子的贺羽、快看漫画的陈安妮等等。今年入学的湖畔大学六期学员49名，90后有5名。

现在还看不出90后群体中谁是未来的任正非、马云、马化腾，过去40多年，市场化和国际化交融，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三化叠加，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机会。未来呢？下一个时代的机会高地是什么？房地产、电商、游戏？还是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互联网教育、新消费、新能源、新材料、硬科技，抑或是某些现在还无从觉察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无论在哪里，企业家会发现它。

机会未必会均匀地分配给每个代际。但每个代际必有机会。看到机会的人很多，真正把机会变成伟业的人很少。

00后企业家有吗？在网上搜索，已经有人在使用“00后CEO”的概念。准确地说，00后应该还是创业者。不过，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是大学时就开始勤工俭学了。00后，20岁了，创业不奇怪。从二代乃至三代传承的角度看，未来几年也一定会冒出一批00后企业家。

不过，全世界都一样，几乎所有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都是白手起家。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于改革开放年代的所有中国企业家来说，那个永远不应忘记的时刻。

1979年1月17日，上午9点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在这里会见胡厥文（1905-2000）、胡子昂（1897-1991）、荣毅仁（1916-2005）、周叔弢（1891-1984）、古耕虞（1905—2000）五位老人。他们均为饱经沧桑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家，“文革”期间都受到了冲击。

邓小平开门见山：“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五老”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希望，就是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古耕虞在书面建议中写道：“资本家的帽子就如同头上顶着磨盘走路，想走也走不快。”

邓小平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中午邓小平请大家吃了一顿白水锅底的涮羊肉。

一句“钱要用起来”，说的是尊重资本。一句“人要用起来”，说的是尊重人本。有了这“两本”，中国企业家终于迎来了创造力的澎湃时代。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宣布：资本家阶级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人民的一部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不再存在，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把无数创业者、企业家纳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范畴，则他们就有了堂堂正正创业创新创富的立身之基。

这样的基础越牢固，中国经济就越有希望。

也是在1979年1月17日的会见中，邓小平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他还直接点了将：“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回答：“我愿意做工作，我才63岁，在80岁以内还可以工作。”

“五老”之中，荣毅仁最年轻，他生于1916年。1979年2月，他就提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并搭建了一个班子，基本都是他的工商界故友旧知，包括：经叔平（1918）、王兼士（1905）、吴志超（1914）、徐昭隆（1917）、吴光汉（1911）、雷一平（1910）、杨锡山（1916）等。

拿今天的标准，这些老人当时都到了退休年龄。但他们就是从六七十岁开始创业的。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天津，“五老”最年长的周叔弢创办了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时年已89岁。

周叔弢的祖父周馥曾协助李鸿章兴办洋务三十余载，叔父周学熙曾主持过北洋实业。当时周家与南通的张謇家族曾并称“南张北周”。周叔弢也是一位大收藏家，从1952年到1972年他先后4次将几十年收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及其他中外珍贵图书计3.6万余册和历史文物1200余件全部献给国家。

在上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感召和邓小平“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鼓舞下，以刘靖基（1902—1997）、唐君远（1901—1992）为代表的上海老一辈工商业者和部分海外人士千余人，共同集资5700余万元，于1979年9月22日创建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爱建），也是上海第一家民营企业。

在广东宝安县的蛇口，和荣毅仁同为1910后企业家的袁庚（1917），创立了蛇口工业园区。

“五老”中的胡厥文，在邓小平会见20天后就写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并准备立即去上海组织试点，因医院检查发现他胃部有癌变，他就把《意见》寄给上海，希望落实。他积极治病，希望“能争取三年时间，将原工商界的人才发掘出来，资金用起来，为‘四化’建设服务，完成邓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

胡子昂1979年在85岁时担任了全国工商联主委，调研大江南北，多次给中央写信，提经济建议。1984年，他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任董事长。

古耕虞担任了外贸部顾问，这位早年就有“猪鬃大王”之称的贸易专家继续为国家的猪鬃出口出谋献策，1992年他87岁时还写了1万多字的《认识国际有利形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长文。

五位工商界老人，一个都没闲着。用古耕虞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倘若从生于1890年代的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算起，在改革开放后为中国经济发光发热、出力流汗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已有12代人。

从1890后到2000后，他们的年龄跨越了整整两个甲子。

2020年农历为庚子年。2021年为辛丑年。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1840年为第一个庚子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为第一个辛丑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

1900年是第二个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1901年是第二个辛丑年，《辛丑条约》签订，是为国运之最低谷，亦是中国人最受屈辱之时。按照条约，中国要赔偿列强4.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人一两。

历史学家蔡东藩曾评论：“此四百五十兆之赔款，已足亡中国而有余。原约赔款计四百五十兆两，分三十九年偿清，息四厘，子母并计，不啻千兆。此千兆巨款，尽由中国人负担，以二三权贵之顽固昏谬，酿成莫大巨祸，以致四万万人民，俱凋瘵捐瘠，千载以后，不能不叹息痛恨于若辈也。”

再一个庚子和甲子是1960年和1961年。中国陷入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也是“浮夸风”“放卫星”、弄虚作假等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

我的家乡河南，是那时浮夸风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信阳地区嵖岈山在全国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农民被逼把几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密植到一块田里。1958年河南省领导豪情满怀地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后来河南出现了最多的非正常死亡。

1961年1月7日，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报告说，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很多地区重复出现某些小商品生产下降和市场供应紧张的现象。市场上锅、盆、碗、筷、缝衣针、鞋钉、奶嘴儿、卫生纸和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品供应不足，甚至发生脱销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对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小商品生产，必须按市场需要，按行业、按品种进行全面安排。”

然而，真正按市场需要发展经济，中国又摸索了很长时间。

从1840和1841年开始，四个庚子，四个辛丑，抚今思昔，顾后瞻前，感慨万千。

我的这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开放后12代中国企业家代代相继的概念。在人类经济史上，可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奇观。他们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从广义看，一切有勇气作出决定和承担责任的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由此也可以说，在各行各业努力为着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出力的人，都有创业者、企业家的气质。他们是中国应对一切挑战的真正的万里长城。

回顾历史也可看到，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不折腾的环境，踏踏实实奋斗和创造，中国人总是用不了太久就能让自己富裕、让国家富强。就像周叔弢给儿子周一良书信中的一句话，“人能笃实，自有辉光”。

1956年春天“公私合营”的时候，胡厥文和几位工商业者谈心时说：“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有？孙行者一路上想方设法去掉头上的紧箍咒，但一路上怎么也去不掉，后来到了西天，他问如来佛，我现在这个紧箍咒可以去掉了吗？如来佛说，你自己摸摸看。孙行者一摸自己头上，那个紧箍咒已经没有了。”胡厥文的意思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会水到渠成。不过他没有想到，到了“文革”，那个紧箍咒又牢牢套上了。

直到改革开放，束缚人民创造力和积极性的紧箍咒，再次解开。敬天爱人，万物自会生长。

人能笃实，自有辉光。国若自强，天将助之。

值此秦朔朋友圈创立五周年，谨以此文献给跨越两个甲子的12代中国企业家，也献给每一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和创造者。

劳动神圣，双手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