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应协调防范外溢效应

新兴经济体应协调防范外溢效应(国际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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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多国先后加强货币宽松政策，负利率趋势是否会扩大引发关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建议，各国应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经济体尤其要注意防范其负面外溢效应。

多国“开闸放水”，利率下调至历史低位

近几个月来，多国“开闸放水”，进一步加强货币宽松政策，下调利率至历史低位，以刺激经济复苏。在负利率“阵营”，欧洲央行维持存款机制利率-0.5%、主要再融资利率为零不变，日本央行表示负利率政策2023年度以后仍将持续。

不少其他发达国家则采取了接近于零的极低利率，负利率“阵营”是否会扩容引发广泛关注。美联储3月先后紧急降息50、100个基点，在最新一次议息会议上，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零至0.25%之间，现行的零利率政策很可能会持续至2022年底；英国央行基准利率仅为0.1%，5月更是首次以-0.003%的负收益率发行37.5亿英镑2023年到期的债券；韩国央行年内已两度下调基准利率至0.5%；新西兰、加拿大央行将基准利率均降低至0.25%。

负利率产生于低通胀、低增长、持续低利率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货币政策已难以产生明显效果。为对冲经济下行局面，欧元区、日本、瑞典、瑞士、丹麦央行纷纷推行负利率，以刺激投资与消费，促进经济复苏。

负利率能否起到经济刺激效果一直是争论焦点。欧洲央行新一期货币政策评估报告称，负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欧元区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对减少失业率、降低政府和企业融资成本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露口洋介表示，利率下降导致日元贬值，从而使日本出口企业受益。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警告称，负利率政策“易进难出”，弊大于利。

负作用明显，短期效应无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

“一些国家央行实行负利率，原本希望刺激消费，并将借贷成本保持低位，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然而经过观察，因经济复苏高度不确定，居民反而增加储蓄，负利率在此时起到的是抑制消费的‘反作用’。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的恢复和就业回暖更主要靠财政政策的支持，负利率政策本身作用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表示。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成员安德鲁·森坦斯指出，在日本和欧元区，有证据表明负利率侵蚀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原因在于负利率作为迫不得已使用的非常规手段，往往表明常规政策难以发挥作用，这将加剧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从而增加储蓄以应对潜在风险。

对银行业而言，负利率导致银行存款减少。德国银行业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自实行负利率以来，欧元区银行共损失250亿欧元。英国银行业对英央行可能实行的负利率表示强烈反对，称这项政策将大幅削减银行收益，限制它们消化疫情导致的贷款损失的能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布鲁内梅尔表示，负利率政策不应作为一项经济刺激手段长期使用，否则将削弱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功能，加剧金融系统风险。由于通常依赖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保险业、养老基金等也将受到挑战。国际清算银行2018年发布报告认为，在利率极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偿付能力将比银行更令人担忧。

分析人士称，负利率也将造成金融和固定收益资产价格泡沫化，进而加大金融系统的长期风险。极低的利率使投资者更愿意进入资本市场，购买高风险资产以寻求高收益，甚至是低信用等级债券。释放的流动性涌入资本市场而非实体经济，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脱节，金融资产泡沫随之被不断推高，危及金融稳定。过于依赖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也挤压了央行政策空间。“当非传统货币政策常态化，传统货币政策传递渠道也会发生变化，各国的政策效应也更加不确定。”高海红说。

英国经济学家莱特福德指出，负利率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提振经济效果，但随着政策持续，边际效益递减，其负面影响将日渐明显。不少人因此将负利率比作“饮鸩止渴”“一剂毒性强烈的猛药”。许多国家对负利率持谨慎态度。英国央行迟迟未将利率带入负值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负利率并不适合美国”。

多名经济学家指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并非因流动性短缺导致，而是内部结构性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农认为，低利率的本质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生产率放缓，负利率政策对此束手无策。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欧元区的负利率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实施足够的财政刺激或改革”，解决方法应该是“不再将重担交给央行，而是开始使用其他形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明智的结构性改革来创造增长”。

加强政策协调，共同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面临发达经济体实施负利率政策所带来的外溢风险。有分析指出，极低利率打破全球资本流动原有平衡，使国际资本短期内大量涌入新兴市场，推高当地资产价格，形成输入型通胀，破坏金融稳定。发达经济体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造成新兴经济体货币相对升值，出口竞争力削弱。然而当发达经济体结束量化宽松，新兴市场货币又面临贬值压力，加速资本外流。对此，露口洋介认为，新兴经济体应完善金融监管，防止“热钱”涌入造成金融市场无序；增强汇率弹性，降低量化宽松通过汇率途径对本国造成负面影响。

伴随金融稳定问题的还有债务风险隐忧。“发达经济体降息会刺激新兴经济体增加借债，持续推高债务水平。”高海红说，一些国内经济问题严重和金融脆弱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其债务违约风险也因此增加。

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菲律宾等国央行普遍采取了下调利率和注入流动性的调控手段。马来西亚前央行行长阿克塔尔·阿齐兹表示，新兴经济体应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从而防止负利率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针对各项系统性风险，高海红建议，新兴经济体应调整经济结构，提振国内需求；健全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同时应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作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抵御经济下行压力。

(本报北京、布鲁塞尔、华盛顿、东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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