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50+|带路大湾区：复制“欧盟协商机制”？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来源：《‘一带一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蓝图》

作者：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教授洪为民、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教授洪雯

【阅读上一章节】带路大湾区：如何看待珠三角九市发展不均衡问题？

导语：随着《‘一带一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蓝图》章节的深入，作者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和复杂现状为读者制作了精确的“沙盘”。着眼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该如何抓住时代的机遇，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径？如何且听作者后续道来。每周一更新，欢迎锁定“湾区50plus”。（湾区50plus 王茜编）

原标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四大挑战

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需要先打破窒碍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屏障及行政壁垒，香港人也可改变依赖中央优惠政策的心态，放开一定要做老大的思想，放下过往成功的包袱，在大湾区重新上路，重拾城市的狼性，与湾区内的9个城市及澳门一同从促进要素流动、顶层设计出发、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设湾区生活圈、在大湾区建立具透明度的贸易规则与秩序这五个角度去打造大湾区的开放创新系统及生态，在世界市场创出一番成绩。

大湾区有强劲的生产力，可是也有产能过剩的情况出现，如何打造大湾区成功方程式呢？在输出方面，我们有约7000万人的生产力，有条件比中国、以及世界其他湾区都做得更好。可是怎么才可以把软件与硬件互相结合，把金融、物流、资金流结合？

在宏观层面上，发展大湾区的时候，不单要考虑国际接轨的问题，也要考虑其他国家或地区是否接受的问题，他们会否妒嫉大湾区的成绩、会否愿意参与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会否甘愿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湾区之首，以其他地方的人对大湾区是心存好感还是嫉妒，大家会否因为向中央争取政策而产生摩擦，这些地区都要考虑和处理。

纵使有这些顾虑，我们仍对大湾区未来的发展感到乐观。因为经历多年的发展及贸易经验的累积，大湾区的人才有足够的经验去处理对外及对内的微妙关係，也懂得借力打力。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令外界有诸多的遐想，但除了制度阻隔外，该地区还将面对四大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重点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金融航运和国际贸易中心。发展大湾区经济已是世界经济强国的“标配”，如世界知名的三大湾区经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均凸显了美国和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力，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彰显出中国经济实力和国力逐步踏入“大而渐强”的阶段。

在机遇的垂青和时间的加持下，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令外界有诸多的遐想和愿景。然而，在一国、两制、三种货币及四个主要城市支撑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上的阻隔无疑是需突破的主要难关，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除了制度阻隔外，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建设过程中，还将面对以下四大挑战。

其一，粤港澳大湾区较难“合众统一”，协调工作不易。

不仅在“一国两制”下，广东九个城市（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政府的协调工作由于制度、法律和文化的差别而面临挑战，即使是在广东九个城市之间，也会因各自城市的利益问题而令行动难以协调。如果协调机制未能有效建立，各城市之间的人才、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跨市流动和对接将难以通畅，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一体化发展谈何容易？

对此，有学者提出要解决协调难的问题，可参考欧元区国家的经验，成立统筹协调小组，以此建立强而有力的协调机制，克服各城市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一体化发展的障碍。但此建议说易行难。

协调机制的成功取决于 “合众为一”，而非“多样统一”，拥有单一政治体系、单一货币、共同利益追求和共同发展目标等才是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欧元区国家有18国之多，欧元区的这种“多样统一”，就像由不同民族和文化组成的马赛克拼图，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一直难言做到团结一致、行动一致，更勿论一体化发展了。

在过去十年中，欧元区成员国中“人人为我，我也只为我”的不协调情况越来越多。例如，希腊、葡萄牙等欧元区较弱的国家，凭借欧元区的保护伞，以及在欧元区的担保下，大量举债，过度创造信贷，这不但导致通胀高涨，令经营成本节节上升，伤害国际竞争力；更引发部分成员国政府债台高筑，出现庞大的政府赤字，从而促使了2010年欧债危机的爆发。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国民不是寻求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寻求如何离开欧元区。市场上先后出现希腊、荷兰等国“脱欧”之说，例如希腊把“脱欧”叫作“Grexit”、荷兰则叫“Nexit”，脱欧后，希腊和荷兰就可自行决定汇率的升值和贬值，以此增加外贸出口，推动经济发展。

上述政府、国民的行为，让不少欧元区成员国的政府、国民质疑，是否值得为其他成员国而奋斗，慷本国纳税人之慨，为“好吃懒做”的“穷亲戚”承担庞大的成本，更令欧元区开始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的趋向，这易将欧元区这一联盟推向悬崖边。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的个别城市，未来也如希腊、葡萄牙般“自扫门前雪”，或者“消极怠工”，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说了等于做了”，又该如何妥善处理？是否处罚个别市的主要官员或者开除其大湾区“区籍”呢？这是值得大湾区的规划者思索的。

其二，粤港澳大湾区未必能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的持续参与。

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金融航运和国际贸易中心，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项目，而是人才和思想。环顾全球，要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人才和思想均尤为珍贵。

在全球各国都进入顶尖人才抢夺战的情况下，提供高薪厚职，适宜的生活、工作环境只是最基本的吸引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长远的发展愿景，这才能让外国顶尖人才愿意长期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

但外国顶尖人才的愿景，往往和中国人的愿景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的发展规划，通常比较随机应变，有机而灵活，较少机械式和决定论式，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各种因素和力量汇聚之后的产物。但外国人才尤其是北美、西欧的顶尖人才则比较“一根筋”，他们心目中的规划，需要先明确界定目标，接着设定实现这一规划的一步步计划，必要的动员资源，然后朝向既定的目标前进。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饼”虽画得足够大，但未来仍需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方向。对于外国顶尖人才而言目前的规划难免又“玄”又“空”，看得到摸不着。该如何设立明确的短、中、长期方向和目标，吸引他们长期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也将考验大湾区规划者们的智慧。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强调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但如果大湾区内部人才大量涌往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四个主要城市，这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发展并不利，欧元区国家有过相关教训。

例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停滞难前，根源在于这几个国家与其它欧元区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带来风险溢价（Risk Premium）问题。劳动力不断向外出走，连带大量资本、技术也向欧元区其它国家转移，这无疑严重损害经济，经济受挫会影响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收入减少自然也会削减政府的支出和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冲击经济。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也出现类似情况，在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市的人才，带同技术、资金前往中心城市、发达城市，那么，佛山、肇庆等七市未来的发展会否受阻？这值得大湾区的规划者们警惕。

如果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或将迫使佛山、肇庆等七市采取较为偏激的“土著主义”（Bumiputraism）政策，通过更加优惠的政策和待遇把人才留下来。如果这些人才获得特别待遇，将会出现系列后遗症，例如，城市将呈现出二元分裂状态，使得大多数低技能和低学历的民众工作朝不保夕，这些人不仅在经济领域内被边缘化，同时也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两极分化愈大愈影响社会稳定。

其三，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或会冲击大湾区周边城市发展。

虽然从长远而言，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通过“扩散效应”，向大湾区外的城市扩散、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些周边城市又可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形成一个逐渐上升的循环积累过程。

但是，在初期、中短期而言，大湾区容易产生“回波效应”（一种生产要素收益差异的经济行为分析，指落后地区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不利影响），很可能会影响周边城市发展。

这是因为，在政策倾斜下，各方均大力推动大湾区发展，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集中流向大湾区，周边不发达或相对落后的城市，则会因为政策的不平衡，以及资源、生产要素流失，导致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相关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并非罕见，如“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一文 ，曾对美国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地区进行深入和周密调查和分析，详细比较两个地区的差异，尝试解释旧金山湾区如何成为“高新科技”的代名词和众多创投基金的新宠儿，而位于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又如何变成相对落后和失去了竞争优势。又如“The Global City ： New York， London， Tokyo”一文，则详细介绍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区域内外的差异和竞争的情况和原因。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者们在大力推动规划的同时，需要同时思考如何协调大湾区区优先发展，及其对周边落后地区不利影响之间的关系。

其四，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是否有足够的容错机制？

环顾全球，无论是科研创新，还是创立创新企业，往往遭遇各类难题，失败多成功少。如果任凭科研创新者、创业失败者自生自灭，不但有损创新、创业氛围，也不利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不利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要是没有给予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科技创新的暂时失败者，提供公司解散、银行欠款、租税负担、员工遣散和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援助和保障，那么，科技创新者们为何要冒险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呢？必须清楚认识到，只有充分的援助和保障措施，才能减少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并让失败者未来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美国的圣地亚哥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生物技术中心之一，平均而言，该地区常年维持有大约500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数量，就算每年有不少生物科技公司失败了或者新成立了，但该地区仍然会维持在大约500家左右的公司数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奇特数字呢？那是因为圣地亚哥生物技术产业成功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有行业协会组织和政府的支撑系统来帮助那些失败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最终协助他们成功。

何况，中国境内未来并不会只有一个大湾区，除了粤港澳大湾区之外，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渤海大湾区的建设均已或即将提上议程，不管各个大湾区的规划如何，科技创新都会成为各大湾区的重点，科技创新企业也将是各大湾区争抢的目标。

这是因为，一个创新理念、一件创新产品即使在粤港澳大湾区暂时被认定“失败”，也未必意味在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或渤海大湾区不被接受、被认定是“失败”。

全球各地的创业经验也表明，创业失败者下次创业的成功率，通常比首次创业者成功率更高，只有更加大力支持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成功创新、创业的几率才更大。

因此，如粤港澳大湾区内缺乏援助和保障措施，导致科技创新企业转为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渤海大湾区发展，到时会否导致中国各地区之间相互消耗？这也是值得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者和建设者们深思的问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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