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股市、金融：周小川、肖钢、朱民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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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干货满满！关于经济、股市、金融，周小川、肖钢、朱民今天这么说．．．

导读：2020年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如何在管控疫情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其对经济的伤害，防止疫情的短期冲击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成为全世界的难题。

看看周小川、肖钢、朱民等怎么说。

5月16日，以“金融战疫，共克时艰”为主题的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特别策划在线上盛大开幕，全球政、商、学界精英云端相聚，共同探讨疫情之下的经济影响及复苏策略。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等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他们对“新冠疫情对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影响”的真知灼见。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

货币政策要注意节约弹药

下面来看周小川发言要点：

1、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个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2、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

3、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这个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这中间，包括一些针对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相关行业政策，也应该进一步能够明确，以便金融机构能够执行。

4、金融机构除了平常的运行机制以外，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从而能在应急过程中，比如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应急事件过程中，推进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化。此外，还要有一个损失承担机制。损失承担机制越明确，执行就会更加有力。同时，还应该设计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是面向市场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而不仅仅依靠号召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执行。此外，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5、我们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助学贷款，过去开发性银行使用的办法实际上是批发，也就是说，尽管它自己没有基层的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到基层的传统和特长，但它也可以通过作为批发性机构来把这件事做起来。

6、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来讲，像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都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做好。

7、在应急情况下，第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得更加明确、清晰，尽可能地详尽，能够分解，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第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地更好。第三就是风险承担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小川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当多的有关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的政策来应对疫情。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出拳及时并且很有力度，当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应该说总体效果是不错的。

周小川认为，社会上对金融体系的期望值也是比较高的，提出了希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化个体救助能够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的副作用。

在周小川看来，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他表示，应该说，我们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

其中一个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的对接财政政策。周小川认为，财政政策在这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是不够充分有效和顺畅的，过去主要依靠的办法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在这个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而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说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的利用并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克服疫情。

他进一步表示，当然了，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资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这种过高的期望值是不现实的。另外，我们也不可能逆市场化改革来推进有关政策。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金融机构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过程之中，是否会产生一些金融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市场混乱和金融危机，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周小川表示，总的来说，我们是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能够更加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这种机制，包括刚才提到的需要更好的对接财政政策，毕竟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问题，除了总需求、供应链等等问题以外，它还包含了有较多需要救助的这种功能。

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如何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报告，这个报告预计这场疫情冲击将会导致今年全球经济萎缩3%。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的GDP跌幅预计都会达到5%到10%，可以说成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经济衰退。各个国家应该说在短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救助，纾困，和复兴经济的政策措施。

在肖钢看来，应对这场疫情，中国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劳动力的数量来看，中国8亿多的劳动力数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之和。尽管我们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在未来的若干年，我国青壮年的人数，是远远多于其他国家的总和的，而且未来90后的青壮年在我们整个经济生活当中会发挥越来越中坚的作用。

制造业增加值方面，我国现在达到了4万亿美元，等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之和。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将要迈向制造业强国，我们的工业产品门类齐全，覆盖了所有的行业，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当中还有多项产品是世界第一，生产的产量是世界第一。

从金融市场规模来看，我国的股市、债券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这三个市场的规模都居于全球的第二位。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7%，领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8%），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210万亿，国有的金融体系资产总额也达到264万亿。

肖钢进一步补充道，“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韧性，就是我们的内部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东中西部不平衡的状况还是比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本身就是具有一个收敛的效应，这个对经济发展增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韧性，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它本身是个优势。”

清华大学朱民：

中国股市表现优于全球其他股市

今年1月底全球股市出现一次小的下滑后，又在2月、3月接连出现下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全球股市下跌是市场对疫情的反应。

朱民表示，在这个节点上，各国的央行开始大规模的出台流动性支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不但是流动性而且直接的购买国家债券、购买资产切入金融体系发放贷款进入银行中介业务，给市场很大的提振。所以，市场在流动性稳住后开始反弹。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股市估值也开始恢复。

在朱民看来，中国的股市相对好一点，中国的股市表现优于世界上所有的股市。

一方面，我们进入疫情比较早，央行2月份就开始提供流动性，充裕的流动性市场稳住了企业。另一方面，中国大规模的财政支持和货币政策支持，企业开始复工。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2%，表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开始反弹，今年经济增长有望朝3%的目标前进。这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

中国的经济明年会继续强烈反弹，经济增长强劲，特别是高科技的投资在科技、医疗等等企业的带动下，外资进入中国。所以，中国股市相对表现要优于世界其它的股市。但是，中国股市是世界股市的一部分，当世界股市面临继续波动和调整的时候，中国股市也会有波动和调整。

陆磊点题今年重点为金融治理，提中国财政职能金融化而非财政赤字货币化

“金融治理体系建设不是目标，而是新时代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保障条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是样板，并不能让金融体系收益最大化，但却可以使我们在目前的信息和知识结构下实现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交易成本最小化。”5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如此表示。

陆磊认为，2019年是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治理的重要窗口期。“把主题聚焦到金融治理是因为，当我们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涉及金融领域的微观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后，金融体系韧性得以明显上升，那么，治理将成为应对各种系统性考验的最后一块拼图。可以说，当且仅当我们建立并完善现代化金融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才可能发挥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

陆磊同时表示，加快构建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是应完善市场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市场化的核心就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和机构市场化改革，包括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等。

二是需完善法治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业快速发展时期，金融创新活跃，打破了金融与实体，线上与线下，境内与境外，银行、证券与保险等传统边界，提高了金融配置效率，但是也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金融监管套利、监管空白、跨市场套利、脱实向虚和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陆磊直言道。

三是完善国际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我们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大力推进‘放管服’，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些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持续降低实体经济交易成本，以对冲已经出现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所提高的全球经济交易成本，在维护中国实体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同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陆磊分析道。

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陆磊认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着2020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金融领域深刻调整的考验。其指出，以2020年为分界，新冠疫情对我国形成了短期急剧的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和中期的全球性需求冲击。从金融看，由于金融是快变量，金融市场反应是第一波，明显快于实体经济。同时各国政府通过总量和结构性政策管理短期冲击，金融市场经过了前一阶段令人震惊的调整以后逐步反弹。其中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市场指标永远受实体经济表现和流动性的双重共同塑造。

其表示，我们越来越相信：金融市场是经济和政策的双重晴雨表。从实体来，未来世界经济和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来自需求，这是因为，疫情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比如，奢侈品与必需品、实物商品与服务之间，正在改变着生产方式和要素组合——比如说在自建与采购。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需求结构和供应链调整都将反应为不同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国际组织普遍认为全球面临自大箫条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冲击在今年。

对此，陆磊建议外界应认识到，第一，金融治理体系建设不是目标，而是新时代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保障条件。第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是样板，并不能让金融体系收益最大化，但却可以使我们在目前的信息和知识结构下实现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陆磊表示，面对新挑战需要新思路。

首先，货币发行的规则条件和纪律约束是否需要新共识。货币是总闸门，系统性风险是总关口。把住总关口，必须有力有效调节总阀门。

第二，金融监管如何实现投资者保护、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稳健运行之间的平衡。其指出，从制定“资管新规”起，这一命题一直是对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过不少亏。吃亏的原因还是在于市场化、法治化深度不足。金融市场化必须坚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持牌经营；金融法治化，必须坚持契约精神。在2019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市场化法治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优化组合。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创新性政策设计，财政职能的金融化，而非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其好处在于金融部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具备正向激励的资源配置，同时货币发行的纪律性得到了保障。

以下是周小川演讲全文

周小川：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明确损失承担机制

很高兴再次参加清华的论坛，我主要是讲一下希望加强金融研究使得金融体系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新冠疫情。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主要希望作为开场白讲一下，希望引起大家对有关挑战和研究的重视。

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当多的有关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的政策来应对疫情，这中间有很多创新，大家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首先是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出拳及时并且很有力度，当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应该说总体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社会上对金融体系的期望值也是比较高的，提出了希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救助能够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的副作用。

我们也听到一些认为需要改进的意见，比如说有些企业和个体应该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但是他们没有拿到，或者说拿到的数量还不够；也有一些意见说，看到有一部分钱还是进了资产市场，对此也有所担忧；再有，也有一种观察说，有一部分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产生空转，未能充分落实到实体经济中去。

这些说法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表明大家希望金融企业界能够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当然，同时也有一部分意见担心，宽松的流动性有可能在未来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另外也可能会有一部分“搭便车”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原本他们自身有一定的问题，已经陷入了困境，但他们也可能借机说是新冠疫情引起的，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对他们进行救助？

这次疫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历史上很少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也不是说一点可参考的素材都没有。我记得，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也有过类似的金融政策和流动性的支持，但是确实也会看到，会有一些不希望的现象发生，其中一条可能是资金进入资产市场。所以在2003年6月份的时候，人民银行出台了一个“121号文件”，主要是要适当限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贷款。

当时有一种现象叫做“炒楼花”，意思是这个楼房还没有封顶呢，作为期货已经炒了好几次了。在2003年秋天，人民银行又提高了存款准备金一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也是看到信贷扩张非常快。到2004年4月的时候，社会上对于扩张过快有非议，致使当时的监管机构到4月最后一个礼拜临时冻结了最后的贷款，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振动。

总之，这些都是在需要考虑的范围之内，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题目。毕竟来说，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应该说，我们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

金融机构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

其中一个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地对接财政政策。

确实，财政政策在这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是不够充分有效和顺畅的，过去主要依靠的办法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在这个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而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说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并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克服疫情。

当然了，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资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也不会发生截留、挪用，这种过高的期望值是不现实的。

另外，我们也不可能逆市场化改革来推进有关政策。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金融机构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过程之中，是否会产生一些金融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市场混乱和金融危机，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我们说，机制设计、体制改革都是在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这个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这中间，包括一些针对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相关行业的政策，也应该进一步能够明确，以便金融机构能够执行。

另外，金融机构除了正常的平常运行机制以外，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从而能在应急过程中，比如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应急事件过程中，推进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化。此外，还要有一个损失承担机制。损失承担机制越明确，执行就会更加有力。此外，还应该设计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是面向市场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依靠号召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执行。此外，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能够更加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这种机制，包括刚才提到的需要更好的对接财政政策，毕竟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问题，除了总需求、供应链等等问题以外，它还包含了有较多需要救助的这种功能。

政策性银行需要彻底明确损失承担机制

应该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在90年代金融改革的时候，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后来我们又把银行体系分为了三个方面，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一个是开发性银行，一个是商业银行。其实对于什么是政策性银行，什么是开发性银行始终都是有争议的。虽然说前两年我们也发了文件作了规定，但是这个说法还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还是有一些“夹生饭”的感觉。

金融机构已经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延长贷款期限、延期付息、减债、重组、降成本等等。但是我们说，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从资金上来看，如果有政策需求的话，中国既然有政策性银行，或者再加上有国开行，应该可以承担一些抗击疫情的政策性业务。但是我们回想到，从90年代成立政策性银行，包括后来转轨的开发性银行，在功能设计上都不是按照这种应急政策要求所设计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按领域分的。

为了防止政策上的口子开了以后收不住，所以限制它们只在此领域中作业，不允许扩大。但实际上这种政策领域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地演变，也有的从最开始的设想到现在都已经变成其他的内容了。

确实，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和基层联系地特别紧密，他们过去也没有被允许大量地设置分支机构，因此，如果说这个疫情主要是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对某些个体的支持的话，那么我们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信息优势，在执行上也存在着不一定有效的问题。

此外，损失承担机制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明确。名义上说，政策性业务是需要政府正式批准才算，其他的都可以按照开发性业务来理解，但政府并不真正兜底。此外他们的监管政策和原则还不够明确，曾经一度有些人主张适当放宽监管标准，但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发生的一些案子，与监管和治理上存在着“可乘之机”是有关系的。

不过，我们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等。因此我们说，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在这里提到助学贷款，过去开发性银行使用的办法实际上是批发，也就是说尽管它自己没有基层的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到基层的传统和特长，但是它也可以通过作为批发性机构来把这件事做起来。

对商业性金融机构要做好政策性服务功能的激励机制

关于商业银行历来也是有争议的。市场转轨过程中，有些是不允许商业银行做政策性业务的，一方面政策性业务落实起来难，另外商业银行有自己的商业利益，此外还担心会出道德风险，担心出现问题以后，商业银行会把很多包袱都甩给政府，说是和政府、和政策性业务有关。

当然，我们认为，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来讲，像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都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但是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做好。

所以我们更加强调的就是，在应急情况下，第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的更加明确、清晰，尽可能的详尽，能够分解，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第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地更好。第三就是刚才说的风险承担的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下是肖钢演讲全文

肖钢：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将存量资金盘活用好

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简要的说一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以及各个国家应对的一些主要的举措。第二个，我想重点讲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应该说是一个独特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是当前应对疫情，还是疫情之后我们面临经济发展的挑战，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这都是我们独有的优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如何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提几点看法。

首先讲一下第一个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各个国家对新冠患者提供的社会保障的措施，对企业提供的支持，在税收、社保，还有一些债务的延期支付方面，也包括为公民发放现金或者消费券来帮助他们解困，同时也释放消费的需求。

我重点要讲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应对这场疫情，我们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表现在哪里呢，有几个方面：

1．从劳动力的数量来讲，中国有超过8亿的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之和，我们中等收入的人群超过了4个亿。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30年中等收入的人群还会翻一倍，我们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800多万。这些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生劳动力大军。

我们每年的新出生人口也达到1500万，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就会超过1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尽管我们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在未来若干年，我国的青壮年人数，是远远多于其他国家总和的，而且90后青壮年在未来整个经济生活当中会发挥越来越中坚的作用。

2．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现在达到了4万亿美元，等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之和。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将来要迈向制造业强国。我们的工业产品门类是齐全的，覆盖了所有的行业，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在220多项工业产品当中，我们有多项产品是世界第一，生产的产量是世界第一。

3． 从金融市场规模来看，我国股市、债券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这三个市场的规模都居于全球第二位。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7%，领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总的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应该说比世界的平均水平要高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8%。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也达到了210万亿，国有的金融体系的资产总额也达到了264万亿。

4．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韧性，就是我们的内部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东中西部不平衡的状况还是比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本身就是具有一个收敛的效应，这个对经济发展增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韧性，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它本身是个优势。

将存量资金盘活用好

下一步，在扩大增量方面，特别是城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中国城镇化率在2018年仅仅为59.2%，应该说，还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过去十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了一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有望提升到70%。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有很大的空间。

据测算，城镇化率年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要进城，也就是说相当于每年要增加一个深圳，城镇化的确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特别是大都市圈的建设将会带动房地产、基建、公共卫生、教育、医疗、环保等诸多行业的发展，所以这些行业需求还会进一步释放。

从存量来讲，我们国家存量的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这里主要是讲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他们还是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停留在银行的账户，没有被充分激活。到现在，2020年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余额达到3.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财政的钱它还没有充分运用。还有机关团体这些存款应该是广义的政府部门和财政性的资金，现在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将近30万亿。企业存款也很多，达到61万亿，其中大部分还是国有企业的存款。

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多少呢？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央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17.7万亿元，地方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42万亿元，国有的金融企业的净资产也达到了17.2万亿元，行政事业性单位的净资产也有23.6万亿元。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积累下来的巨额的财富。

此外，我们还有公积金的节余，还有社会保障资金，怎么把它盘活用好，都是潜力。因此，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释放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现实的生产力，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在释放存量方面，我觉得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比如说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应该加大力度，降低社保的缴费，这样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负担。一方面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同时也可以释放居民、职工现实消费的需求，还应该加快盘活国有资产，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盘活政府机关的存款，应该也要采取研究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的安排，来把沉淀在账户的一些资金盘活起来，特别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比较重。最近，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基础设施的REITs，这就是有利的金融工具，有利于金融盘活存量的资产，像这些应该进一步推进，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

另外怎么样推进全国的公积金的改革，来盘活用好这部分资金，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课题。总之，我们要在释放、扩大增量潜力的同时，还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盘活巨额的财富资产来支持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