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全球将进入低增长高动荡模式

　　2019年全球掀起了降息潮，随着美国经济也进入降息周期，迄今共有30多个国家先后降息。降息显然是因为经济出现下行压力，IMF也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年初的3.5%，调降至3.2%。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冲突也有加剧迹象，如中美贸易，日韩贸易等。此外，地区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如英国脱欧、印巴冲突等。我认为，降息和经济下行只是表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未来全球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而且经济与社会震荡会加剧。

　　全球经济接力赛缺乏接棒者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但全球的产业转移逐步从美欧转向东亚，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得美国和欧洲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被侵蚀，日本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接棒者。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从1946-1973年，平均GDP增速达到9.4%，90年代初，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GDP规模大幅上升，到1995年，人口数量不足美国一半的日本，其GDP在全球占比达到17.4%，占美国的70%，这是迄今中国都尚未达到的全球份额水平。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之后依然维持在极低的增速，所谓失去的20年。正是这20年，中国经济迅猛崛起，GDP增速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不过，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尚不够大，美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的领跑者。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纷纷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则在逆周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速大幅回升，出口贸易方面，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制造业方面，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因此，我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应该从2009年开始算起。至于能不能称之为领跑者，则不能单纯依据GDP的增量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因为从增量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即中国一年的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GDP，美国只相当于一个墨西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也早已全球第一。从今后5-6年看，美国经济平均增速恐怕很难超过2.7%，而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至少会维持在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不减。但是，中国经济从2010年至今，已经出现了长达九年的增速下行，尽管个别年份有回稳，但不改下行趋势。这也显著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走势，毕竟全球经济增量中，中国的贡献超过30%。那么，当欧美日经济走弱，中国经济增速也放缓的同时，又没有其他经济体在崛起呢？我们自然会想到印度，毕竟印度的人口数量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国。印度GDP增速尽管连续五年全球第一，但其经济体量依然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增速最高也就7%左右，与中国差距不大。今年以来，印度已经三次降息，上半年GDP增速只有5.4%，低于中国近一个百分点，说明其经济并不具备持续高增长的能力。尽管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刺激经济，但多属于短期政策，而改革方面的举措较少。纵观历史，全球性的制造业转移，从欧洲到美国，再从欧美到日本、亚洲四小龙，90年代以后，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如今，虽然有部分产业已经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国，但总量并不大。并不是说没有转移的需求，而是缺乏承接力。中国是一个技术配套、市场容量、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且成体系的经济体，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取代的。当然，21世纪全球的经济重心肯定在亚洲，因为亚洲经济具备后发优势，人口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国作为接棒者，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份额。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这一难以改变的现实，今后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就难以避免。对全球经济而言，来自中国的需求下降，对于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经济体更是雪上加霜。

　　此外，这轮经济下行过程是在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降息的空间和作用都有限。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各国央行的可用手段会非常有限。

　　和平环境下的结构性问题固化——改革知易行难人类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和平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二战结束后至今，我们总体都是处在和平阶段，且已经持续70多年了。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但破坏之后又会重建，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旧体制反思和改进的过程。但和平的持续，则往往使得旧体制得以持续，虽然也会有变革和改良，却很难彻底。《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观察资本/GDP的比例，发现从1700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规模大约是GDP的6-7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该比例才开始下降，最低到2-3倍。但战争结束之后，该比例又开始上升。到2010年，英国、法国的资本/GDP大约是5-6倍，德国为4倍左右。从历史数据看，资本的收益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而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率基本与经济增长率一致，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就扩大了，并导致阶层固化。所以，他的主张是向资本课税以缩小贫富差距。问题在于，对资本的课税会改变固有的利益格局，带来抵触或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稳定，这就是改革的两难之处。于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还发生了占领华尔街事件，就是因为美国传统产业的工薪阶层认为，华尔街通过玩资本游戏，获取了太多收入，而美国传统行业的工薪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实际上，资本收益率高于薪酬增长率问题，不仅导致了国内的收入不均，也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发达国家靠输出资本来获得投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获得薪酬收入，两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存在资本“掠夺”现象。针对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IMF或世界银行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建议，还是各国自身提出的改革思路，都不乏好主张，但问题在于，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也就是改革或者结构调整的口号叫年年喊，但似乎没有太多的进展。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金砖国家，除了中国依然表现突出外，其他国家似乎乏善可陈。最典型的如南美洲国家，虽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前期发展也比较快，但似乎均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这一危险区域。在财富和收入分化及固化的背景下，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我们正处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而且过去70多年的科技医疗发展水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阶段要高出很多倍，由此导致了人口大幅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大幅延长。为此，对于那些人口高度老龄化国家而言，不仅要承受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而且要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养老等保障费用，从而增加了债务负担。因此，历史需要辩证地去看，和平值得珍惜，但也并非全是美好。在和平的环境下，人类逐利的游戏在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可以玩下去，最终结果一定是少数人拥有了绝对多数的财富，少数国家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利益。和平的环境下，无论是游戏规则还是利益格局，都很难推倒重来，因为改革需要付出很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在堆积，于是就发生了冲突，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往往就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因此，战争与和平总是互为因果，尽管大部分人或者组织都崇尚和平，但同时又不肯舍弃利益，于是为战争埋下了种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战争呢？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Ray Dalio)近日撰文指出，当前有三个方面与1935-1945年间相似：债务周期，内部矛盾与外部秩序。长债与短债周期均临近终点，央行刺激的空间有限；贫富差距巨大、政治极化程度高，带来各种内部冲突；外部也在面临世界秩序重塑的压力。他说的相似时间，恰好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不过，我觉得不会有战争，因为我非常认同《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各国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拥有国越来越多，让发动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反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利益格局被打破——动荡不可避免如前所述，长期的和平环境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利益阶层固化。1925年，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底层人士奋斗而最终梦灭的故事。后来，加拿大经济学家克拉克据此画出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就美国而言，统计显示，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占有美国38.6%的财富，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里总体呈下降趋势。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下，特朗普把原因怪罪于贸易不平衡，认为这导致了美国工人的失业，并因此对美导致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提出贸易平衡的要求。特朗普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中低层的白人，实际上也反映了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中美贸易实际上更多属于互补型的，美国出现的逆差，缘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相对低成本劳动力，而美国则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现代化农业，于是，中国出口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加工品和美国出口低成本的农产品(000061)都是比较优势下的合理选择。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和结算货币，注定了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消除，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美方不能撇开资源禀赋的特点来要求贸易平衡。特朗普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在引进外资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建成了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世界工厂，而不仅仅是“世界加工厂”，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需要改写——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类产品与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的模式。因此，当传统的外部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挑起贸易战也是一种策略，当年广场协议也是在利益格局被打破的背景下达成的。但贸易平衡只是一种借口，只要能给对方经济予以有效打击，何患没有其他招数呢？而且，当国内利益矛盾难以解决，或者改革无法推进（如前所述）背景下，把内部矛盾外部化肯定是一个最好的借口，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也是霸权国家的通常做法。但问题在于，即便在外部冲突中占了便宜，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因此，全球长期和平环境对各国内部所造成的问题，会伴随着和平的久远而越发尖锐，最终一定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加剧。即便像委内瑞拉资源那么富裕的国家，一样会陷入“饥饿”，即便当年大家都认为联盟是一种更经济、更能增强实力的模式，英国脱欧正在进行中，相信这仅仅是欧盟分裂的开始。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时候，往往是日子都好过的时候，一旦日子难过了，分的想法就多了。当今时代，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贸易冲突、逆全球化、退群甚至推翻原有协议等事件还会继续发生，导致动荡加剧。从投资的角度看，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性需求还会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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