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生育痛苦指数很高 二孩成本或超过百万

导读本报记者王佳昕北京报道

“人口是综合国力的根本，而人口众多是中国现阶段的核心优势之一。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上是科技和创新之争，这归根结底又表现为人口之争。”

中国的人口问题，正不断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聚焦在“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会议指出，应通过政策调整及时遏制出生人口数大幅下滑，应加快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等。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在上述会议中介绍，到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4.3亿左右，人口数量将经历从低增长到零增长再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性转折。

目前中国人口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包括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发展不平衡等。据会议的数据，2017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1.4%，预计2035年到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3%增至29%。而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从目前的9.9亿降至2050年的7.9亿。

为改善人口结构，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在育龄妇女规模大幅下降情况下，2016、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1723万，为本世纪的最高水平。不过，今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全面两孩政策短期效应结束，生育水平处于下行阶段，需要高度重视低生育率的长期影响。

针对这些人口领域的热点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同时，梁建章也是一位深耕人口学领域10年的人口专家，他通过撰写专栏文章、公开演讲等方式，对中国的人口问题频频发声。

中国生育痛苦指数高

《21世纪》：你曾经提出“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是年轻人不爱生孩子”？

梁建章：年轻人不爱生孩子，是因为中国人的生育痛苦指数很高。

第一，高房价收入比。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价突破6万元，厦门、广州均价达3万元，杭州、南京等则突破2万元。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高育儿成本。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需要50多万元。若算上二孩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超过百万。

第三，看护困难，中国的托儿所奇缺。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他们只能长时间雇佣保姆或由家中老人帮助看护。但年事已高的老人已越来越不愿或没精力照看孩子，尤其是二孩，很多父母在坚持工作同时只能雇保姆或月嫂。近几年，一线城市月嫂工资薪资猛涨，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

第四，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中国女性这么强，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也是很高的，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生孩子的两难选择。

不爱生孩子就等于低生育率难以改变，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人口老龄化与“阻挡效应”

《21世纪》：人口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力的？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哪些问题？

梁建章：人口对国家的创新力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

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老龄化主要是公共财政问题，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使整个社会养老成本、税收增加。老年人口将会给公共养老制度带来沉重的负担。

我认为，这些负面影响是温和且可控的。而老龄化人口结构对整个国家的创业创新参与度与参与活力，会产生较大影响。

老龄化国家中的企业更容易具有老龄化的员工结构，即，企业内部高级、重要的岗位往往被资历高的老龄员工占据。随着人口增速的放缓，老龄化程度将越发严重，年轻劳动者的比例越少。

而老龄化的员工结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轻人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在公司被晋升到对积累创业所需业界经验有利的职位，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进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降低了所有年龄段的创业倾向与比例，这就是人口学上的“阻挡效应”（TheRankEffect）。

人口是综合国力的根本，而人口众多是中国现阶段的核心优势之一。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上是科技和创新之争，这归根结底又表现为人口之争。

因此，需要尽快推出大力奖励生育的政策，宏观目标是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附近，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仍将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你如何看？

梁建章：看待人口红利问题有不同的维度，从总量来说，人口红利已开始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限，每年可能就1%左右。但如果从20-40岁的年轻人口维度看，下降的速度是较快的。

大城市平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全面两孩政策虽已施行，但很多人选择不生二胎或不结婚，这就非常严峻。人口问题的影响往往具有延迟性，目前的低生育率可能会影响20-30年后中国的创新能力。

用真金白银鼓励生育

《21世纪》：你一直呼吁政府应加大对生育的补贴和奖励？

梁建章：当下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通过社保减免等方式鼓励生育。这些投入就好比自建公路、铁路一样，最终会流回经济体。

我建议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按小孩人头抵税。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

按照10月20日公布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5项开支均可按标准定额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

据我们测算，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假设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为5万元。若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对此，我们建议将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扩展为“子女养育”，不仅让抵税时段涵盖孩子0-3岁的阶段，还应该提高抵扣金额。

第二，把0-3岁入托率提高到50%。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难。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约十万个幼托中心。

第三，把0-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为此，我们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第四，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占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非户籍孩子入学难。其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我们建议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在任何城市获得义务教育，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